No.6书法笔祖——李斯
　　
　　李斯（约前280年－前208年），秦朝丞相，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千古一相。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秦统一之后，李斯参与制定了秦朝的法律和完善了秦朝的制度，力排众议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提出并且主持了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的统一。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李斯贡献巨大，后被赵高所害。
　　
　　李斯在文学上以散文见长。其文上承战国荀卿，下启西汉邹阳、枚乘，不仅布局谋篇构思严密，而且设喻说理纵横驰骋，既重质实，又饶文采，往往文质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坛上一枝独秀。李斯散文现传四篇，计为《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其中作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的《谏逐客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当时韩国为阻滞秦国的进攻，谋求耗蚀秦国的国力，故而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修灌渠。后被察觉，秦王嬴政遂在宗室大臣的怂恿下并不明智地颁布了逐客令。李斯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作此文，意欲谏止逐客。文章站在跨海内、制诸侯，成帝业的战略高度，紧紧抓住秦国利弊得失这一要害立论。全文立意高远，议论恢宏，不尚空谈，笔锋犀利，说理透辟，首尾贯通，一气呵成。此谏书呈上后，立即打动了雄才大略同时也刚戾自专的秦王嬴政，遂取消逐客令，对以后顺利实现秦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谏逐客书》可以说是语言运用艺术的直接实用性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力作，历来为人们所宝重。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曾赞誉：……李斯之止逐客，并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李斯作品除上述散文外，还有碑铭。秦始皇先后曾五次巡行天下郡县，其中自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四次巡行中，都命李斯刻石记功，计有《邹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碣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通。
　　
　　李斯还是书法家，其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敬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稽刻石”。从写法上看，除《琅邪台刻石》前为每句四言，两句一韵的韵文，后为散体，韵散相续之外，其余六篇皆为每句四言，三句一韵的韵文，具有明显的承衔《诗经》中雅、颂体式的特点，虽然形式上不免板滞之嫌，缺乏文学形象的审美价值，但是体貌庄重，气度雄壮，也颇显朴质廉劲之风。这些铭文作为现传最早的功德碑铭，为后世历代相沿的此类文章的撰著提供了范本，影响所及还是相当深远的，故而历来颇受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不止一处予以评论，其中《封禅》篇云：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箴铭》篇云：至于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李斯的文学和文字的造诣令后人景仰。他的文章论证严密、气势贯通，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流，鲁迅曾称赞李斯：“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然子文字，则有殊勋。”他的书法“小篆入神，大篆入妙”，被称为书法笔祖。
　　
　　No.7惊神狂人——徐渭
　　
　　徐渭（1521—1593），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中国明代嘉靖年间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戏曲家，民间文学家，美食家，历史学家。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公认为青藤画派之鼻祖。所著有《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草》及杂剧《四声猿》，戏曲理论《南词叙录》等。被中国抽象绘画之父和民间思想家朱明誉为：“真正的奇才”、“千古书画，当有徐渭是也”。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清代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民间也普遍流传他的故事传说，关于他年轻时如何聪明，后来如何捉弄官宦等。
　　
　　徐渭出生于败落的官吏家庭，年幼时父母与两兄弟相继离世，他成为孤儿。他自幼好学，胸怀大志。后来，他投笔从戎，成为闽总督胡宗宪的幕僚，后被牵连，精神不济，在幻觉中误杀了妻子，被捕入狱，后为友人张元汴营救，免于死刑。后来，他因为不敷衍权贵，生活无以为继，以致贫病交加，最后倒毙街头。
　　
　　六十岁时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文学艺术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他才气高迈，“眼空千古，独立一时”（袁宏道语），把胸中郁愤都发泄出来，终于成为明末文坛一颗“光芒夜半惊鬼神”的巨星。万历二十一年，徐渭走完了他艰辛的一生，时年七十二岁。
　　
　　文学方面上，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著作有：《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
　　
　　在戏曲上，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书法上，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徐渭超越了时代，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徐渭书法和书法观的产生，与明中、晚期整个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的。俆渭书法也是对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黄、米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
　　
　　在画作上，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
　　
　　No.8千秋诗圣——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代表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杜甫的文学作品有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
　　
　　杜甫的诗歌地位，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
　　
　　杜甫西南漂泊这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No.9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汉族，江西临川人。公元1583年（万历十一年）中进士，任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因弹劾申时行，降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又因不附权贵而免官，未再出仕。曾从罗汝芳读书，又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在戏曲创作方面，反对拟古和拘泥于格律。作有传奇《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以《牡丹亭》最著名。在戏曲史上，和关汉卿、王实甫齐名，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还著有小说《续虞初新志》等。
　　
　　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12岁的诗作即已显出才华。14岁补县诸生，21岁中举。这时，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26岁时刊印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次年又刊印诗集《雍藻》（未传），第三部诗集名《问棘邮草》。28岁时作第一部传奇《紫箫记》，得到友人的合作，但未完稿，10年后改写为《紫钗记》。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1591年（明朝万历十九年）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并抨击朝政，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愤而弃官归里。家居期间，心情颇矛盾，一方面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一方面却又指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昇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后逐渐打消仕进之念，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
　　
　　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魂记》（一名《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牡丹亭》即《还魂记》，也称《还魂梦》或《牡丹亭梦》。它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在《牡丹亭》之前，中国最具影响的爱情题材戏剧作品是《西厢记》。而《牡丹亭》一问世，便令《西厢记》减色不少。这些剧作不但为中国历代人民所喜爱，而且已传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此外，汤氏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是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
　　
　　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其诗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1卷，《问棘邮草》2卷。
　　
　　汤显祖在戏曲批评和表、导演理论上，也有重要建树。他通过大量书札和对董解元的《西厢记》、王玉峰的《焚香记》等等剧作的眉批和总评，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所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尺牍《答吕姜山》）。他和以沈璟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吴江派作家进行了顽强的论争。尤其是作为1602年前后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不仅记述了弋阴腔的演唱情况，为中国戏曲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而且对表、导演艺术发表了精辟见解，强调演员要体验生活，体验角色，领会曲意，在生活上和艺术上严以律己，以人物的感情去感染观众。他自己勤于艺术实践，“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同临川一带上千名演唱海盐腔的宜黄班艺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实际上成了地方戏曲运动的领袖。他还亲自为演员解释曲意，指导排练，“自踏新词教歌舞”，“自掐檀痕教小伶”。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No.10汉赋奠基者、辞宗——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汉族，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一说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时以訾（钱财）为郎，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但这些并非其所好，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叹。景帝不好辞赋，待梁孝王刘武来朝时，司马相如才得以结交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后来他因病退职，前往梁地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他为梁王写了那篇著名的《子虚赋》，并因此被武帝赏识。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广为流传，闻名中外。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同时，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为“安边功臣”，名垂青史。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司马相如赋才天纵，文思萧散，控引天地，错综古今，旷世莫比。他是汉赋的奠基人，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作专节介绍，并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鲁迅说：“不思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
　　
　　司马相如还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无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虽然有部分著作在历史上起了一些消极作用。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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