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陪审团与我们罗坎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
　　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1.陪审团与我们罗坎
　　
　　原因是他收到了镇法院传唤他去当陪审员的通知，看了一眼，就忘了。公民当陪审员是法律责任，无理拒绝法院传唤视为犯法，或罚款，或坐牢。布朗教授正在写一本《存在的形而上结构》，写得瘦骨嶙峋，不食人间烟火，把罚款的机会又给错过了。突然间，两个“形而下的存在”彪悍地立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认了半天，认出这两个“存在”原来穿在警察的黑制服里，只好气哼哼地伸出手，戴着铐子，跟着他们坐牢去了。
　　一年后，当我收到镇法院传唤我去当陪审员的通知时，我们全哲学系的人都诚惶诚恐，动不动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忘了到法庭报到的日期。布朗教授不喜欢说废话，他闷头闷脑走进我的办公室，要过我的传唤通知拿在手上看了半天，然后，像对付一个仇敌一样，把我的通知狠狠地拍到桌子上，两片薄嘴唇咬牙切齿：“不是活成野兽就是活成上帝。要想活出第三种情形，既是野兽又是上帝，就得活成哲学家。陪审团既不管野兽，又管不了上帝，管管人间是非，找人去就行，为什么总是麻烦哲学家!”布朗教授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是带了情绪，于是就有其他同事过来插话：“还是先活成一个公民吧，戴博士还年轻，美国的监牢毕竟还是形而下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成哲学家，我倒情愿活成个诗人。如果我有一半得是野兽，我就让脖子以下变成美女蛇或者狐狸精，但头脑一定留给上帝，让他随便塞进来一些智慧。做女人也许应该连头也变成美女蛇，我的问题就是保留了头。这样的坏处是：让男人受不了；好处是：在对待法律的问题上，我头脑清醒。
　　这天，我一改开会迟到的坏毛病，提前三十分钟到镇法院报到。报到不是开庭，报到是让被告选自己信得过的陪审员。那个被告就是老邵，癌症研究室的白老鼠饲养员。
　　老邵叫邵志州，英文名字叫戴维邵，黑而矮，一副倒霉相。额头上有一些老实巴交的皱纹，圆脸圆鼻子，眼睛看不出是什么形状，藏在变色的眼镜片后面，嘴巴有肉，紫黑色的，和他脸上的肤色很般配。这样的男人，让人一看就爱不起来，不过，也恨不起来。老邵对我谨慎地一笑，嘴鼻之间皱起两道括弧。我也对他一笑。信任建立。老邵在二十个陪审团候选人中选中了我。我成了老邵案十二个陪审员之一。
　　老邵案是一起虐待子女案。告老邵的人是老邵十六岁的儿子和他的代理人——镇政府指派的免费律师。老邵没请律师，自己给自己辩护。英语马马虎虎，能把话说清楚。
　　他的故事很简单：儿子不读书，玩儿电子游戏玩儿昏了头。他不过是管教儿子。他是单身父亲，谁还能比他这个当爹的更疼儿子，更为儿子好?他老邵是砸了儿子的光盘，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可没想到人高马大的儿子跳起来就把他打到床上，左一拳右一脚把他给狠揍了一顿。老邵不是儿子的对手，瞅着空儿打电话向警察报警。警察一来，二话没说倒把老邵给抓起来了，说老邵犯了虐待儿童罪。他儿子打他，那叫“自卫还击”。老邵说的时候委屈得不行，还提到他小时候老爹打他，把他从裤腰带处吊起，挂在房梁上，抡拳头挥棍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那才叫打，越打越孝顺，越打越成材。他至今还感谢他老爹的那几顿打，因为他逃学、偷邻居家的鸡蛋吃，没那几顿打，他邵志州也出息不到今天的戴维邵。说到这里，老邵要求法庭考虑到他家的文化传统给予公正判决。
　　老邵儿子有律师，不用亲情、关系、回忆、类比说事儿。人家用证据。证据一：老邵白纸黑字写给儿子的三条选择：一、每天写一百个汉字，每个字写二十遍；二、到大太阳底下晒三个小时，晒到中暑为止；三、自己选一条皮带，让老爸打一百鞭子。按这条子上的日期看，老邵儿子那时才八岁。让一个八岁小孩在这三条道路上选一条走，选哪条都构成虐待儿童罪!证据二：老邵在家请客过春节，给儿子倒了杯酒，儿子不喝，反倒叫客人到屋子外面抽香烟，老邵骂儿子没规矩，举起大汤勺打到儿子头上。那时儿子十三岁，老邵逼儿子喝酒，犯法；用汤勺打人，虐待。而那年老邵自己兴头高，春节请客都录了像，录像带就在律师手里拿着!证据三：老邵和儿子最近的冲突也不尽如老邵所述。老邵从儿子身下翻身出来，不仅打电话报了警，而且直奔厨房，出来的时候，手持一把菜刀，被儿子用手机拍录下来。那照片上，老邵龇牙咧嘴，头发竖立，眼镜挂在一只耳朵上，一手高举菜刀，如同杀人犯一般。
　　老邵还有什么可说?要法律干什么?不就是同情弱小保护弱小吗?现在，“弱小”手里全是被欺负的证据，法律还能不维护这个公正?
　　我们十二人陪审团中，有三人是中小学老师，四人是农民，一个理发师，两个家庭妇女，一个超市经理，外加我。我算学历最高，同情老邵的就我一个。十二个人个个认真负责，有裁决权在手，才真叫“民主”。大家把案情翻过来调过去地研究，又扮演现场打斗情形：超市经理演老邵，理发师演儿子，其余演警察，由我掐表看时间。结果，算出：老邵有足够时间先打电话报警，后又进厨房持刀，然后花了四分钟以上时间，举刀威胁儿子生命。在警察敲门时，又花三十秒把刀放回厨房案头，接着，以受害者的姿态去开门让警察进来。老邵的“虐待儿童罪”着实成立。据此，陪审团认为：老邵应该入监下牢三个月；儿子搬出单住或寄宿，老邵每月付儿子九百美元抚养费，至十八岁止。
　　
　　就在陪审团表决前，我突然提到了我的老家罗坎村的七个牌坊。我说我在罗坎村住到七岁，会认字了，那七个牌坊前都有说明，我小时候一遍一遍读过很多次。那是七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明清之交某女子为小妾，十九岁守寡、守节。养育丈夫与前面诸位妻妾生的十三个子女，让数个子女中举做官成材。该小妾任务完成，三十六岁归天。罗坎人立此牌坊以表彰其贞节有志。又，明清之际，有一九岁男孩，其父好赌，离家不归，该男孩养母养弟，又数次出寻，将父找回。最后一次，其父跑到甘肃，该男孩又不远万里将其父找回。其时，父亲已病，男孩自己放牛种田，养活一家，将父亲养老送终。罗坎人又立一牌坊表彰男孩遵守孝悌之道。又有某书生，家贫寒，好学，以沙为纸，以水为墨。得功名，中进士任高官，治世有功，罗坎人立一牌坊表彰其政绩……
　　我说，当年，小小的我站在那七个牌坊下，弄懂了一个词儿：“宏伟巨大”。后来学了中国历史，也想到那七个牌坊，觉得它们着实如社会栋梁。在一个不靠民法宪法活的大家庭里，我们立几个牌坊，像立地界一样，祖宗们就地画个圈，谁要跑出去，“伦理纲常”就兀凸支起来了，叫你老实坐下!中国社会几千年原来就是这么过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矩根据亲情、等级立，家有家法，族有族规，天下才能有秩序。谁都知道大圣人孔子吧，这是他老人家给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设立的价值标准：等级、孝悌、忠义，从家到天下。
　　戴维邵从中国一个叫邵坷庄的地方出来，那还不就是另一个罗坎村呀?他老家说不定也能有一溜牌坊。他提出要我们考虑他的文化传统，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他不过是在按另一套道德体系行事。虽是违反了美国法律，但说他要故意虐待儿子，是否可能冤枉。人家是单身父亲，对儿子还不知有多少期望呢。
　　我这么一说，陪审团的人都愣了一下。没想到，原来有些地方，不靠法律，光靠家庭关系人也能活，还活了上千年。这故事有学问。陪审团责任重大，不能只用自己鱼缸里的水去度量人家鱼缸里养出的鱼。陪审团得跳出自己的文化框架。于是，大家又对戴维邵的虐待动机进行了重新分析。最后，陪审团提交给法官的裁决是：老邵入监一周，儿子搬出去住，老邵付抚养费到十八岁。
　　陪审职责尽完，回到哲学系，就有同事笑盈盈地过来问我行使司法权的感受。我就说了案情、判案经过和罗坎村的七个牌坊。布朗教授也在这几个充满好奇心的哲学家之中。他在光脑袋上抹了一把，就嘿嘿笑了，说：“在美国当人，自由与不自由中间的边界是‘法律’。美国的法庭要的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公平，是逻辑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和亲情在边界上一撞，定撞出个二律背反，它俩的化学性质不相容。”
　　从这个话题开始，我的哲学家同事们挤在我的办公室里，转而讨论起“正义”问题来。有人随手从我的书架上抽了一本罗尔斯的《正义论》，说罗尔斯认为，法律和社会制度不管多么有效和有序，如果不正义，就必须改良和废除。有人立刻追问：正义不是菜刀，社会不是萝卜，你怎么切，怎么改，才能确定社会走在正义的大路上?引用罗尔斯的人就进一步引用，说：有办法。当社会的设计不仅为增进人们的利益，而且受公众正义观的有效规范时，这样的社会就和谐有序。然后，大家又开始批评美国政府，这个政府真让美国人感到羞耻，怎么能把石油放到“正义”之上呢?于是，大家又计划起带领学生到乔治亚去参加反战大游行的事。公众的利益，公众得自己说出来……总之，老邵案突然又和人类历史、当今世界联系起来了。
　　后来，与我同在陪审团的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又打电话给我，说他对我说到的罗坎村的社会结构感兴趣。那样一个尊重亲情伦理的社会，似乎很有情感，可是非对错如何决定?会不会父亲权利太大，儿子没有权利?社会的公平问题怎么处理?
　　我本来以为老邵案一完，就可以把这个没啥情节的案子丢了，写我自己的诗，吃我自己的哲学饭。但周围的人又发评论，又提问题，使我的思想继续纠缠在“公正”、“正义”、“伦理纲常”这些问题上。觉得人活成什么样子大概是一种训练，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把是非看得比亲情重。古希腊的尤什伏赫能痛苦不堪地跑到法庭告发其父杀了人；苏格拉底拒绝学生帮他逃跑，选择冤死在监狱而不违法越狱。我们的孔夫子却教导学生：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要“子为父隐”，当孝子。换成现在的话，就是“靠关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邻居父亲偷了我家的羊，叫“贼”；我家父亲做贼，我就要保护，宁死不说。我们就是有大义灭亲的典故，灭的也总是儿子。看来，“公正”不是一把糖果，撒下去大家都甜。什么都是有得有失，要么坏了人际关系，要么坏了原则。这么想着，我就又把罗坎的旧事翻出来，唠唠叨叨地讲给人家听。那是我们经过的训练。对我，是回忆童年。
　　
　　要说在罗坎判案子，我小时候也见过几次，不过没有法庭，判案都在罗坎猪场。
　　罗坎村其实就是一个家，罗家。最早的老祖宗叫“罗业华”。他是罗坎子孙的曾曾曾……曾爷爷。与我无关，我姓戴，外来户。猪场在罗家的“业华祠堂”后面。“业华祠堂”门匾上有“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不管何年何月都有人明着暗着一次次重新描过。以前罗家先人的牌位几路列开，王侯将相森严林立。我在罗坎的年代，祠堂封了，牌位也就封在里面，落满尘土，如同埋在土地下的根。
　　祠堂是罗坎的中心，石板街道像从心脏伸出去的筋络，把罗家后代的房屋一个个联系起来。白墙依照里面人的地位定高低，灰黑色的细瓦像密密的牙齿，在高高矮矮的屋顶上排开，家家户户咬在一起。人人都是亲戚，唇齿相依，一荣俱荣。白墙越往村外越矮，再外面就是一块块绿油油的水稻田。这些水田是磁力场，罗坎村的农民像一堆小铁片，每天清晨就被吸了过去，织布一样在水田里来回忙碌。到天晚，磁力线一松，小铁片缩回各自的白墙，让炊烟从黑黑的烟囱里飘出来，在一片黑瓦屋顶上又结成一家。罗坎周围三面是大罗山、二罗山和小罗山，农民军排座次，高低分明。第四面是清浏河，活水长流。一代代罗家人都系在这块土地上。清浏河是唯一一条通到外界的水道。
　　我们戴氏猪场属村子的外圈，红砖墙，一看就是外来户。至于我们这个戴氏猪场怎么会跑到罗坎村来的，我小时候想也没想过。小孩子把世界的安置看作天经地义。罗坎村就是我的老家，白墙外面就该是红墙。直到后来，猪场撤了，猪都卖了，我也上小学了，这才知道，过去的日子叫“十年浩劫”，猪场是“下放”到罗坎村来的。猪场里养猪的几位老兄，都是教授。我爸不叫“老戴”叫“戴老”，“老耿”、“小耿”不叫“老耿”、“小耿”叫“大米草王”和“二米草王”，“张礼训”也不叫“张礼训”叫“康熙字典”。我之所以长在猪场，是赶上了“十年浩劫”的尾巴。
　　
　　罗坎是有结构的。一家挨一家的村落统称“家”，清浏河沿岸的集市叫“江湖”，在祠堂前面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叫“村部”，猪场叫“祠堂后”。“祠堂后”为罗坎人判过很多案子，只是我太小，能记得的案子都是我的小男朋友罗清浏的老爸犯下的。能记住，也是因为记住了罗清浏。罗清浏后脑勺拖一根小辫子，脖子上挂一个银锁片，把他爹妈给他指下的娃娃亲撂在一边，整天带着我爬高上低。他和他爸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看见过罗清浏老爸和另一个男人斗气。两个男人都挥着拳头做出动武的架势，于是，立刻有一大群邻居从这家或那家的土门楼里跑出来，嘴里叫着：“回家，回家。”拉着这个，拖着那个，把他们往各自家里推。那个男人狠一点儿，被推到自家门口，还继续挥着拳头。罗清浏老爸弱一点儿，扭着头，在众人的肩头上说：“明天走着瞧。”然后两个人都凶神恶煞地叉着腰站在自家门里，嘴巴张着喘粗气。就在这时候，那家的女人又和自家的婆婆斗起气来。因为，婆婆把她往门外推，要她出门，去骂罗清浏老爸在拉屎时捏了她的大腿。女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思，就是不去。她丈夫正在气头上，被他妈在耳边嘀咕了两句，回手就给了女人一个耳光。女人给逼急了，抱起儿子，一路哭着跑到村部，把孩子往村长跟前一放，然后做出喝农药的样子，等着村长跳起来去抢下，孩子就哇哇在村部哭个把小时。到了天晚，丈夫来寻，然后三口子一起家去。
　　走到半道，撞见罗清浏老爸拉着罗清浏往猪场去，罗清浏手里捧着一小碟梅花糕。于是，那三口子也通通折回“祠堂后”，一副要把官司打到底的样子。村长就敲钟，召集大家到猪场大院开会。这就是判案。兄弟姊妹闹事，都是要找外人评理的，猪场的能人没一个姓罗，和谁也不沾亲带故，诸如这样的小案子，他们常常几句话就能平了。判案就成了猪场的副业。
　　原来，罗坎有三个公共茅房坐落在高坡子上，对着路口，可以一边拉屎一边看风景，且男女共用。家家都是亲戚，兄弟姐妹都是从光屁股一块儿长大的，男女之事并不像城里人那么诡秘。但是，要有人就此把事儿造大，多半可以借题发挥。至于罗清浏老爸有没有捏人家媳妇的大腿，这样的事其实是天知地知。不想把事儿造大，就没事。可那媳妇被丈夫逼着点了头，而村长又决定凡有伤风败俗的事都要严管，罗清浏老爸就活该被重判，定为监督审查三个月。监督审查期间，停止罗清浏老爸参加村委会的权利，还要贴一张告示，叫大家和他划清界限。罗清浏老爸倔头倔脑说不服。茅房就是那么造的，女人来了他想不看都不行。女人就坐在旁边，不当心碰一下，怎么就叫“捏大腿”?
　　这个“不服”把人们一下子难住了。整了罗清浏老爸，这以后怎么办?总不能不让女人上茅房吧?
　　于是，猪场的几位老兄头对头，商量了一分钟，就把案子里最困难的问题给解决了。他们决定：从此以后把张礼训订阅过的旧报纸，在几个茅坑墙根上放一堆，上茅坑的人拿一张报纸在手，没人的时候赶蚊子，有女人走来遮着脸。从此是非不就没了?
　　这个决策后来让罗坎人非常敬佩，凡去那几个公共茅房拉屎，连手纸也不用带。至于分放报纸的工作，当场就交给了小孩子罗清浏。这个决定在村民大会上一宣布，挤在猪场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兴奋。
　　罗清浏老爸被村民们监督了三个月，一上茅房就有人看他拿不拿报纸遮脸。弄得他走到哪儿都提着张报纸，一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把脸放在报纸后面，闷头闷脑在水田里苦干了三个月。到了第三个月末，大家觉得罗清浏老爸可以刑满释放，回到罗坎大家庭来了。他已经用拼命劳动挣回了大家的信任和同情。
　　就在罗清浏老爸被解放那一天，“江湖”上来做生意的外地人突然说：在城里给罗清浏家找到了一门远房亲戚。罗清浏老爸的腰就立马挺起来，走到哪儿都赶上其他人高了。就连那家跟他吵架的凶狠男人也来主动招呼他一块儿下水稻田，还把牛借给他使。罗清浏老爸也聪明，在关键时候把烟斗递过去了。于是，两家人就又像兄弟一样，蹲在树荫下呼噜呼噜地喝粥，还把自家腌的韭菜花往对方碗里夹，互相吹捧说：你媳妇腌的比我媳妇腌的香。好得恨不能把自己媳妇的大腿送过去给对方捏一把。
　　以后，不仅罗清浏，而且他的老爸也成了我们猪场的常客。罗坎的结构也慢慢有了一点点小变化，当年，祭拜“业华祠堂”里的祖宗被定作是封建迷信。于是，再多跑几步，到猪场去，就成了罗坎人日子里的新生事物。动不动就会有农民和江湖上的人跑到猪场来，找先生们评公道。这样，慢慢地“村部”就和“祠堂后”分了工：婆媳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村部”，有重大纠纷就上猪场。猪场的那几位老兄除了养猪，又有一点儿像陪审团里的角色。他们说话不多。张礼训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是，他们若说了，罗坎人定信以为真。就是村长和村干部也没有对先生们出言不逊的。罗坎那个地方，规矩很大，我爸常说：知识分子有好新癖，喜欢自己整自己，结果，什么都给你砸了。文化倒是农民在守着。
　　
　　“祠堂后”在罗坎村不仅有政治地位，而且有灵气，连猪都能教成士兵。不信?张礼训的典故里说：孙子能把吴王的三千美人训练成士兵，我们怎么不能?古人能做到，我们要做到，古人做不到，我们也要做到。倘若猪场五百头猪成了五百个士兵，那《孙子兵法》都得重写。
　　在我的记忆里，“祠堂后”猪场红墙上写的标语是：“农业学大寨，科学养猪好”。现在看，那前一句是“中学为体”，后一句是“西学为用”。为了这个目的，老戴、老耿、小耿和张礼训都睡在猪场，我和我弟弟也睡在猪场。我爸是场长，猪场就是我的家。不臭。我们的猪讲卫生，懂礼貌，一窝一圈，喂食在屋里，拉屎到墙根的小洞口。清浏河接过一条水管，猪场的家伙们先洗澡后洗猪。虽说养猪是体力劳动，文人的脑子闲不住，那么多聪敏脑袋窝在这么一个小山村里，还不想着点子干点儿流芳千古的事儿?大胆假设之后，就是小心求证。老戴、老耿、小耿管猪儿们的“条件反射”，张礼训管它们的“思想教育”。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进我们猪场就跟进军营一样。猪儿亮灯吃饭，摇铃拉屎，排队散步，让人都不忍心吃它们。猪的聪明我是从小就知道的。我养的小猪崽子是学龄前儿童，“军营”里的那一套还不会，但人家就已经会抱着奶瓶喝米汤了，粉红的小鼻子顶住我的肚皮，就跟我生的一样。
　　“祠堂后”猪场的奇迹，又让罗坎的农民惊讶不已。罗坎的猪几千年都是在屎坷子里吃，屎坷子里拉，啥时候成人啦?于是，猪场就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希望之星。罗坎人要是抱怨穷日子不好过，会说：“活得不如猪”或者“还不如投胎到‘祠堂后’”。我长大以后，读到伊壁鸠鲁讨论猪的幸福，脑袋里理解的猪全是我们猪场的。它们是胖乎乎的富农，优哉游哉地吃，优哉游哉地睡，天塌下来不管，肉体上无痛苦，心灵上无烦恼，活上那样一辈子，不是很幸福?突然有一天被人一刀宰死，那不是它们的错，是它们的命。至于杀它们正义不正义，到死都不是它们想的问题。这样的世界多容易，我们猪场那群成了人精的富农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撒在罗坎的希望种子。
　　我记得在那样一个贫穷却到处做着“美梦”的时代，罗坎村还有一个大案子，发生在罗清浏家的酒席上，也是到我们猪场判下来的。
　　罗坎人都沾亲带故，一家婚丧嫁娶，一庄子人都能蜂拥来凑份子吃酒席。人家出了你的份子，下次该你出的时候，你也不能不出。从村长到孤寡老人，大家日子过得都差不多，份子可大可小，送一捆柴也可以算是份子。酒席也可大可小，有钱就吃肉，没钱就吃花生，吃什么都叫吃酒席，永远也吃不完。小孩子在野地里玩儿得好好的，说被拉回去叫人，就被拉回去，舅爷、叔爷、姑奶、姑父一圈叫下来，头顶被人拍得生痛：这娃儿懂礼。
　　那天，罗清浏跟我在七个牌坊那里打赌：牛跑得快还是猪跑得快。罗清浏十一岁，上小学。他刚从山上砍了一捆柴，说要砍一千斤，卖了交学费，读书识字。我们俩坐在柴堆上，屁股底下像有一堆汉字，后背还倚靠着那个贞节寡妇的牌坊。心里很踏实，以为日子永远都会这样，再过下去就自然到了人人平等，家家富裕。后来，罗清浏被他老爸叫回家去见人。
　　农民的酒席，猪场人一般不去，我爸说：“去一家，就要家家去。反不如谁家都不去公平。猪场本来也走不开。”结果，家家请客，过后都会使唤女人或小孩子送点儿食物来。那些梅花糕、麦芽糖、韭菜炒小藕、莲子糯米粥是对猪场参政的报酬，对我，却都是长久热爱罗坎的理由。所以，那天罗清浏被拉走后，我就一路采一些野花儿，跟在后边往“祠堂后”走，等着他家酒席散了，罗清浏能给我送点儿什么吃的来，并没想到罗家去凑热闹。我心里是小孩子常有的那种无缘无故却又清澈如水的快乐，从第一个牌坊走到第七个牌坊，似乎觉得有一种水稻一样整齐的秩序，在罗坎的空气里，一排一排，密密地张开，绿色的。后来，我远远看见他们父子二人走进他家的白墙，突然又被人从院子里推挤出来，接着，吃酒席的人蜂拥往外逃，嘴里叫着：“猪吃人!”
　　原来，罗清浏家五百斤的大种猪，突然从猪圈里跳出来，发了疯一样向吃酒席的人扑来，撞翻了桌子，撞倒了村长的侄女侄孙，踩断了侄女的一只胳膊，撞掉了侄孙两颗门牙。于是，不一会儿当事人和受害人都跟着村长到红墙猪场来找几个先生评理了。这种时候，作为猪场的小孩，我是很自豪的，觉得世界上的战争都能在猪场停止。
　　受害的那家人说罗清浏的老爸想当村长，故意养出个猪八戒欺辱女人，吃人孩子。罗清浏老爸说：“没有的事。村上多少人家的猪都是这头种猪的后代，若这头猪会吃人，咱村子就是高老庄、白骨洞了。”
　　农民们或在猪场院子里蹲着，或在墙根下蹲着，还有妇女倚着猪圈的半截红墙一边纳鞋底一边看热闹。猪场的几个先生都坐在长木凳上。村长站着：“不要胡扯。清浏爹你说清楚猪是咋疯的，都喂了些什么，弄得要吃人。”罗清浏老爸说：“我家猪不吃人。它就是见不得扫帚。您那侄孙举着扫帚在院里走，猪就急了。”村民们就笑：“鬼话，还有猪见不得扫帚的事?那猪识家什啦?”村长说：“你家的猪伤了人，你不给个说法，大家伙儿放不过你。把你送进县上局子里，可就不是这么说事的了。”罗清浏老爸急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学着猪场先生训练它来着。没训练出真本事，就训出了这个扫帚疯。”
　　就在村民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老戴、老耿、小耿、张礼训已经把案情搞清楚了。他们说：“条件反射。你训练猪的时候用扫帚打它了吧?”
　　“不打怎么训?”
　　罗清浏老爸如实招了。人家原来有了雄心，也想把自家的猪训练成士兵。猪不去粪坑拉屎，用扫帚打，猪不等亮灯就吃食，用扫帚打。四年打下来，就把猪训练成了“扫帚疯”。
　　“科学是打出来的吗?”村长语重心长地说，“若打能成事，不要猪场啦，办成刑房得了。科学也是你这样种田人碰的?”罗清浏老爸嘟嘟囔囔地说：“孝子不都是打出来的?越打越孝顺。”
　　结案。村民们给罗清浏老爸两个选择：一是杀了种猪设席，给全村人赔不是，猪头给村长侄女；罗清浏给村长侄女家捡三个月牛粪，跌打损伤一百天，至人家膀子好了为止。二是把种猪贱卖给猪场，钱分三份，一份给村里公积金，一份给断了胳膊的女人，一份清浏老爸自己留着；罗清浏给村长侄女家割三个月的猪草，至人家膀子好了为止；至于侄孙的两颗牙，就算了。奶牙，迟早要掉，村民也就不追究了。
　　罗清浏老爸在两个惩罚中选了后者。罗清浏听说他要给人家割三个月的猪草，脑袋后面小辫子一甩，跳起来就说不公平。他爸的邪猪撞了人，他凭什么要去割猪草。割猪草这活儿可不像到茅坑发放报纸那么神气，还累人。
　　村上的人说：“你和你爸还分家?”
　　罗清浏小脾气还挺大，站起来就要走。张礼训一把拉住他，要做“思想工作”。才说了一句：“子为父隐，木兰从军，割股啖母，说的都是小孩子要替家长分忧。”被罗清浏胳膊一甩，推了一个趔趄。
　　这下情势急转，大家都从罗清浏家的猪转过来说罗清浏的不是。公平是一村人定的，不是你一个小孩子说了算的。结果，倒还真的成了棒打出孝子，罗清浏的老爸当众抄起扫帚就打罗清浏，嘴里骂着：“打死你这个小杂种，当奴才的命还敢翻天!”有人嘴里说别打，也有人说要打，大部分人等着看热闹。一扫帚打下去，罗清浏头上肿起一个鸽子蛋。
　　我心里非常同情罗清浏。罗坎人打孩子都喜欢当众打，从来不顾小孩子的感受。罗清浏老爸明显是要打给人看，下手还不算重，有真打的，能把小孩子的耳朵给割下一块。我知道罗坎人有欺负弱小的毛病。后来，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觉得其实就连那些牌坊上说的事儿，也都是欺负弱小，没有公正可言。凭啥人家十九岁守寡就得养一群儿子?凭啥九岁的儿子要养四十岁的老爸?明明是社会或成人的责任，却都推到家庭或小孩子身上，难怪中国过去几千年也不用养老院、托儿所。如果，社会福利问题各人自家解决，那社会公正自然也是各家自己的事。要那些民法宪法干什么?罗坎人自有自己的规矩，人和人之间的位置就是这些规矩排出来的。不然，谁养人，谁被养呢?
　　罗清浏挨打那天，很是难堪。脖子拧着，小辫子也散了，黑糊糊的手背不住地在细长的眼睛上揉一下，眼皮一眨，就有一滴眼泪滚出来。他本来就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像一大一小两颗黑豆。那天，大黑豆里全是委屈，小黑豆里全是仇恨。最后是我爸和两耿跑过去拉住了罗清浏老爸的胳膊，告诉他：“猪场不是打人的地方。要科学育人。”先生们发了话，大家都得了台阶下。罗清浏老爸的凶器停在空中，农民们也点头称是，说：“要能把人育得像猪场的猪那么听话就好了。”
　　结果，小小的罗清浏还是被村长和村民们逼着写了一份检讨书，贴在某一个关于当孝子的牌坊上，让各处到“江湖”上赶集的人读。在那几个牌坊上，动不动就会贴上一些检讨书或者喜报。这是罗坎人的修身养性，罗坎人喜欢张扬自己教子有方和丰收喜讯。第二天，张礼训自家的女婿因为不肯在把旧报纸送进茅房之前，按照岳父的指示，把每一份报纸上的“张”字叉掉，引起争执，也把张礼训推了一个趔趄。同样都是“趔趄”，公平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猪场的女婿干了不敬之事，坏了罗坎的规矩，不处理，以后猪场就没有威信，如何再开口裁判是非?于是，猪场几位老兄和村长一商量，招呼村民来开会，一时呼声上下，为张礼训老先生撑腰。张老先生都不用开口，村民们就又逼着张家女婿写了一份检讨书，一视同仁，贴在牌坊上。和罗清浏的并排，风吹日晒，三个月才掉光。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罗坎是个有德行的村庄。
　　罗清浏老爸的种猪后来真到了我们猪场。那猪看上去憨厚仁慈，全身是膘，和别的种猪没区别。我爸说：它的种叫约克夏。我爸还说：“你可以跟它玩儿，但千万不能给它看扫帚。它给训练坏了。”我七岁，农村野地里长大，我爸刚走，我就对弟弟说：“怎么样，我们拿把扫帚试试看?”我弟弟三岁，我说什么，他都说行。于是，我们两个人扛着一把大扫帚，向约克夏的猪圈走去。离着还有五米远，那猪突然上蹿下跳，蹦出猪圈矮门，向我们冲过来。吓得我们调头就跑，认定它要把我们吃了。我弟弟跑了三步，大嘴一张，坐在地上大哭等死。因为扫帚在我手里，那头约克夏认定我是定时炸弹，跟着我紧追不放。直到老耿、小耿对我大叫：“扔了扫帚!”我才明白过来，扔下手里的祸害，保下小命。
　　第二天，我对罗清浏说：“你家的那头猪真有扫帚疯，吃人哩。”
　　罗清浏说：“猪都没打成奴才，人倒打成奴才了。罗坎的规矩就是大吃小。等我长大，再也不回这个罗坎村。我当科学家去。让他们在这里东家吃西家喝吧。我恨罗坎。”
　　罗坎的美和规矩，甚至罗坎的怪事儿都是曲径通幽。不过，就算小孩子什么都没有，他还可以有希望长大。我们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