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开放与激活（1978—1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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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07/26
第一部分：开放与激活（1978—1983）（1）
〖民心思变，邓公奋起开国门〗
1978年冬，北京的每一个清晨都格外寒冷。然而就在这一年，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一种命运的召唤。
中国向何处去？一个巨大的命题拷问着每一个对前途感到迷茫的中国人。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小个子巨人——邓小平再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他掌控的时间内主导了中国整场变革的节奏。他有着惊人的坚忍、洞察一切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彻底的决断力。
在1978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随后他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0岁以下。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此次大会提出的“科学技术要在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的目标并未实现，但在当时确乎让人们为之一振，所有的人都仿佛听到了时代火车转轨时的尖利声响。
这年夏天，610万来自祖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奔赴考场，事实上，高考制度在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而全国性的正式高考则是在1978年。他们中很多人当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不得不离开城市，因为城里无法解决那么多的就业，现在他们则迫不及待地离开农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考试大军中，一共有40多万人重返校园，很多年轻人将从此彻底改变命运。他们中的佼佼者日后或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或成长为优秀的企业家，而他们一生中最感谢的人都是同一个人——邓小平。
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1978年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外交政策的一系列微妙变化，说明中国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从此把整个国家战略放在经济发展的主轴之上。
然而，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内地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面黄肌瘦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神情紧张地在一张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回顾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常常会发现，最重大的变革往往从民间自发的产生，对于决策者来说，除了必要的勇气和魄力，关键在于懂得如何顺势而为，把人民的创造力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事实上，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还是那么陌生，而它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的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的时候，《人民日报》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7月份，在这家报纸上出现了第一个广告，从10月开始，还偶尔会刊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报。政府呼吁人民要节俭办事，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包装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来。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发现当地的书店居然在“开架卖书”，他觉得十分新鲜，便给报社写信，希望在全国推广这种好办法。“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日后有人曾经这样小心翼翼地求证。
国门乍开，突然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一切似乎都感到新鲜而陌生，毕竟中国与世界隔绝的日子已经太久了，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如此与众不同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