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丽娟说慈禧 第二十三讲 “母子”反目

在启动变法的关键时刻，慈禧将翁同和从光绪帝身边赶走，斩断了光绪帝的最大依靠。与此同时，又颁布了三道懿旨，来控制与“规范”变法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此时，有充分把握掌控全局的慈禧，静坐颐和园，冷眼旁观，伺机而动。

　　一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晨，这一天戊戌变法刚好推行了一百零三天。按照内务府的日程安排，这天光绪帝要在卯初二刻，也就是早晨五点半左右，前往中和殿阅视祭社稷坛的祭文。

　　社稷坛是皇帝们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明清时期的社稷坛位于紫禁城的西侧。在明清两代，皇帝都要在二、八月进行祭祀。此时，又是一年的八月，按照惯例光绪帝又要率领群臣前去祭祀，而在举行祭祀之前，光绪帝必须阅视礼部起草的祭文。所以，这天早晨的安排是先阅视祭文，随后处理政务。然后，到后宫向八月初四日回宫的慈禧请安、侍膳。可是，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以及光绪帝命运的事情就在这一天早晨发生了。

　　中和殿宝座旧影

　　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光绪帝“入中和殿，阅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甫出殿，即有侍卫太监及荣禄之兵一队，称奉太后之命，引帝入西苑内之瀛台”。

　　紧接着，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慈禧再次训政的上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上谕档》）

　　谕旨的实质就是结束光绪帝为期十年的“亲政”，重新恢复慈禧的“训政”。随后，慈禧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维新派领袖工部主事康有为革职；命步军统领衙门四处捉拿维新志士。维新变法成为非法的政治行为。至此，推行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顷刻之间被慈禧所颠覆。

　　慈禧为什么会在变法推行了一百余天以后断然终止？变法期间，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纠葛？

　　二

　　要想弄清楚这对“母子”之间矛盾冲突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光绪帝亲政以后，光绪帝与慈禧之间政治权力的归属关系。学界的共识是虽然光绪帝已经亲政，但其权力有限，真正的大权依然掌控在慈禧的手中。那么，慈禧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把握权力呢？

　　1、“事后报告制度”

　　“事后报告制度”是指慈禧允许光绪帝在朝廷一般事务的处理上有朱批权、口谕权，并可以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是在第二天，光绪帝对于重要的奏折及其所做出的相关决定，必须向自己报告。我们可以认为，光绪帝对一般事务有处理权，而慈禧有监督权。

　　2、“事前请示制度”

　　慈禧在光绪帝亲政以前曾明确规定：“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满汉尚书、侍郎及地方布政使、按察使等重要官员的任命“拟请暂照现章”，也就是依然由慈禧做主（《上谕档》）。如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光绪帝令刑部尚书廖寿桓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翁同龢在日记中赫然记载“昨日请懿旨”。

　　颐和园乐寿堂

　　查阅《清代起居注册》我们发现，光绪帝亲政以后，光绪帝与慈禧同住一处的时间大大多于分开的时间。慈禧住颐和园时，光绪帝就要间日或几日，单程花三个小时，赶赴十五公里的路程去颐和园；慈禧也时常回城，住西苑的仪鸾殿。无论是同住颐和园还是城里，两人的住地都很近，皇帝每日请安、侍膳（早、晚餐）和陪同看戏。按照宫中规定，光绪帝请安要下跪，慈禧来宫中或西苑，光绪帝也要跪接跪送。如此频繁的接触，使光绪帝在处理朝中事务时，事前请示慈禧并得到懿旨的允准便成为一种惯例。

　　慈禧通过这样的制度，对于光绪帝以及朝中事务通盘把握。可以确认的是，在权力关系上，国家机器对光绪帝负责，而光绪帝要对慈禧负责。在光绪帝亲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格地说是戊戌变法以前，光绪帝一直恪守着这样的权力约定。在此前提下，“母子”之间相处比较融洽。

　　百日维新期间，查阅《清代起居注册》和其他宫中档案可知，慈禧时常回宫，而光绪帝也经常来颐和园小住，重大的决策都得到慈禧的同意，包括启动变法。既然，光绪帝的重要决定都是在慈禧允准的前提下推行的，那么慈禧又何以推翻变法？如此，慈禧岂不是出尔反尔？难道光绪帝有什么事情没有得到慈禧准许而擅作主张，从而挑战了慈禧的绝对权威吗？

　　三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变法前提是不能触动她的统治利益。这是她为变法所设置的底线。在七月上旬以前，变法主要是在经济、文化领域推行，在慈禧看来似乎还可以容忍。因此，“母子”之间没有发生剧烈的冲突。然而，进入七月中下旬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

　　在内务府的档案中记载，七月十八日，慈禧由宫中回颐和园；七月二十一日，光绪帝计划去颐和园。十九、二十日光绪帝独处宫中。可就在这两天，光绪帝做了两件令慈禧十分震怒的事情。光绪帝在没有事先请示慈禧的情况下，擅自发下了维新变法以来最重要的二道谕旨。

　　七月十九日，光绪帝颁下了罢免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及侍郎、署侍郎共计六位堂官的官职；将礼部主事王照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林旭七月二十日，决定礼部堂官的署任，并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四章京虽然品级不高，但他们却是光绪帝在军机处推行变法的得力助手。

　　杨锐，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清末维新派，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光绪帝实行维新变法后，杨锐出任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维新变法期间，受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得到光绪帝召见，刘光第力陈时势艰危与中外积弊，受到光绪帝的赏识。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维新运动时期他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七月，经王锡蕃推荐，光绪帝召见了林旭。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甲午战败，谭嗣同提出变法主张，开湖南维新之先河。经徐致靖荐入京，协助光绪帝推行新政。

　　光绪帝打击顽固派、公开起用维新派的举措，分明是对慈禧绝对权威的挑战。这意味着改革开始朝着触动慈禧统治基础的方向发展。光绪帝为什么会如此“自作主张”？

　　事情的起因是，维新变法期间，光绪帝指示官员积极建言。王照作为礼部四品主事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奏，而应由该衙门堂官代递他的条陈。由于王照的条陈内容多为新政，因此被消极怠政的尚书许应骙所阻隔。光绪帝知晓事情原委之后，怒不可遏，当即表示：

　　“似此故意抑格（阻碍），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

　　光绪帝的愤懑，表达了他一直以来处处掣肘于慈禧的一种不满情绪：

　　1、自己虽为皇帝却没有一言九鼎的能力

　　此一事件中，尚书许应骙的有意阻格，是将自己的谕旨视为具文的最好明证。变法以来，光绪帝事事受制于皇爸爸，而官员们或观望或惟皇太后马首是瞻，使得光绪帝对许多变法措施都无力推行。他心存愤懑而又无计可施。

　　2、必须杀一儆百以寻求振作

　　在变法举步维艰的关键时刻，光绪帝以罢免违旨的礼部堂官作为推行变法的警示。虽然光绪帝清楚他所罢免的六位礼部堂官，均属于一二品中央大员，根据慈禧四月二十七日所发的懿旨中的规定：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应由皇太后决定，而这些大员恰恰是光绪帝推行变法的最大阻力。为了让变法措施得以落实，光绪帝只能挑战慈禧的权威了。

　　对慈禧而言，光绪帝无视她的权威而断然罢免礼部堂官，无疑是一次权力示威。

　　首先，怀塔布是慈禧安排在光绪帝身边的亲信，光绪帝“左右大臣，皆由太后拔用”（《戊戌履霜录》）。所以，在慈禧看来，光绪帝此举是严重的越轨行为。

　　其次，明知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须由自己决定，然而光绪帝竟以身试法，突入禁区，触犯天条，这是慈禧绝不能允许的叛逆行为。

　　光绪帝的举措，在朝野上下激起轩然大波，慈禧震怒，当面质问并训斥光绪帝。光绪帝痛哭道：

　　“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戊戌履霜录》）

　　光绪帝一反常态的倔强，使得慈禧愤恨不已。在慈禧的眼里，光绪帝是自己二十五年中恩威并施所塑造出来的傀儡，他对自己只有服从的义务和依赖的行为，任何有悖于自己的言论和行为，都为离经叛道。尽管，在种种不得已的形势之下，光绪帝必须亲政，但他亲政中皇权的行使必须符合自己的规范。然而，变法以来，光绪帝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简直就是否定自己的权威。特别是竟敢无视自己的权力，断然罢免了礼部堂官，一旦光绪帝被人假手或假手于人，将自己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自己苦心经营了三十余年的权力大厦就会倾斜甚至坍塌，哪怕这种牺牲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慈禧也不会接受。慈禧隐约感到了来自于光绪帝及其维新党人的威胁。

　　嗜权如命的慈禧绝不会坐视他人对自己权力的藐视和挑战，她要出击，她要应战。对前来哭诉的怀塔布等人，慈禧一方面“令其暂且忍耐”；一方面令怀塔布等人去天津与荣禄进行联系，密商对策。如果说，此前慈禧对变法的态度是限制变法规模、静观变法的动向，那么此事件发生以后，慈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她要筹谋出击了。

　　梁启超对这件事情的结果分析得非常深刻，他认为：

　　“皇上于二品以上大员，无进退黜陟之权。彼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等屡抗旨，上愤极而不能黜之。此次乃仅择礼部闲曹、无关紧要之人，一试其黜陟，而大变已至矣。”（《戊戌政变记》）

　　但这一事件似乎还不足以令慈禧骤然发动政变，还有哪些更加触动慈禧敏感的神经的事情发生，使她在短短的几天中做出了政变决定？

　　四

　　如果说，光绪帝罢免礼部堂官事件，被慈禧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藐视和否定，那么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从慈禧的角度来看，不啻是对她权力基础的动摇。

　　这就是在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对慈禧直接提出了维新党人建议开懋勤殿一事。

　　懋勤殿是乾清宫西侧的一座配殿，原来是专供皇帝读书的地方。康有为等维新派建议：以开设皇帝读书的懋勤殿为名义，“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戊戌政变记》）。

　　这个建议的实质就是：

　　(1)在光绪帝的用人权受到极大限制的前提下，将诸如康有为等维新派品秩较低的人员，以议政的名义聚集到光绪帝的身边，成为政治核心力量。

　　(2)从决定国家“应兴应革之事”的目的来看，开懋勤殿，名为议政机构，实为决策机关。如此，清朝政治机构中具有咨询和议政功能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能将被架空。

　　对于权力十分敏感、一次次躲过权力的旋涡与暗礁的慈禧，清楚地知道开懋勤殿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那就是维新派将云集于光绪帝身边成为枢臣，一个新的政治决策机构将应运而生。这不仅是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她把持了三十余年的清朝最高权力的挑战。一旦同意开懋勤殿，自己与光绪帝之间的权力关系将发生根本的改变。慈禧绝不允许动摇她权力根基的力量存在。光绪帝服从慈禧权力的时候，他们可以保持母子关系，但如果光绪帝所作所为直接威胁到她的权力，她将抛弃所有亲情，与之反目。这就是慈禧，权力永远置于亲情之上。

　　据说，此日慈禧与光绪帝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没有档案记载，我们无法知道争论的内容。然而，争论发生之后，光绪帝紧急召见杨锐，并将一份密诏交予杨锐，让他将密诏转交康有为等人。认真体味其内容，也可以找寻到母子之间争执的部分内容。

　　据赵秉麟《光绪大事汇鉴》中所录的密诏的内容节录于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由此，我们可以依稀地感觉到这对母子之间冲突已近剑拔弩张：

　　第一，对于开懋勤殿，实行议政，慈禧坚决反对，理由是恐失人心；

　　第二，对于十九日罢免礼部堂官一事，慈禧认为处罚太重，继续严厉指责；

　　第三，对于慈禧近来的强硬态度，继续推行变法，权力“实有不足”，一味坚持，超越了慈禧为自己划定的权力范围，恐“朕位且不能保”。

　　此时，在我们的脑海里，一幅母子之间激烈争吵的场景跃然而出：

　　在慈禧还忿忿于十九日光绪帝不经自己允许，擅自罢免礼部堂官的事件中，光绪帝又提出了吸纳维新党人，开懋勤殿议政的方案，直接威胁自己的统治权力和利益，慈禧坚决反对，同时争论中再次提到了十九日的事情，并严厉警告光绪帝若继续一意孤行，其皇位将不能保。在慈禧的卵翼下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光绪帝十分了解慈禧的性格以及处事方式，皇爸爸一旦对自己的皇位提出警告，就不会只停留在仅仅口头警告的层面上，皇爸爸调整与自己的权力关系指日可待。威严、心狠手辣的皇爸爸将怎样调整这种权力关系，光绪帝不知道，也不敢想象，所以在密诏的最后他表达了让维新党人速筹计策的想法。

　　从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来到了颐和园，直到八月三日，光绪帝离开颐和园。期间，虽然由于开设懋勤殿一事，母子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然而，在这四天的时间里，母子两人依然日日见面。慈禧照常接受光绪帝的请安、侍膳，光绪帝也在颐和园里处理一般性朝政。可就在光绪帝离开颐和园的当天晚上，慈禧却做出了一个临时的重大决定：她要在次日，也就是八月四日回西苑。

　　西苑，又称“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合称，它位于紫禁城的西北侧，是一处重要的皇家园林。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在北京城里的时候，就常住在西苑的仪鸾殿。自从慈禧住到颐和园以后，慈禧就将颐和园视为她的常住地，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慈禧往往不回城里。依据《内务府档案》，光绪二十四年的前八个月里，慈禧离开颐和园回到城里居住共计约六次。其中，三次是因为恭亲王奕？？病危，她前来探望。另外三次则是在咸丰帝的生日、光绪帝的生日和咸丰帝的忌日。由此可以判断，慈禧轻易不回城，一旦回城，就一定因为有特殊的事情。

　　八月四日，慈禧从颐和园赶回西苑，根据《清代起居注册》记载，这一天光绪帝在申时于中海的瀛秀园的门外，跪接慈禧。对于分别只有一天的母子两人，见面以后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慈禧回宫以后，即“召上怒诰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安有汝乎？”

　　(1)慈禧见了光绪帝就怒骂，一定是光绪帝做了令慈禧无法忍受的事情；

　　(2)从慈禧指责光绪帝“谋我乎”来看，应该是光绪帝做的事被慈禧认为有谋算她的地方。

　　在慈禧的怒骂中，我们依稀感觉到慈禧已经发觉“谋我乎”应该是来自于某个方面的威胁。

　　那么，又有什么事情促使慈禧必须要赶十五公里的路程回西苑呢？这种威胁来自于哪里呢？

　　五

　　这是因为慈禧获悉在八月初五日，光绪帝要在勤政殿接见来北京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他作为明治天皇的顾问，直接参与和指导了明治维新，颇有变法的经验。康有为对伊藤非常崇拜。变法期间，康有为曾经设想“楚才晋用”，也就是聘用那些富有政治经验的外国政治家，作为顾问，参与变法。康有为在建议开设懋勤殿的时候，就曾经流露过这一设想。

　　“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戊戌政变记》）

　　其中，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就是康有为的设想。如果将这些专家落实到具体人身上，那么东国的政治专家就应有日本的伊藤博文在内。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伊以“个人游历”的身份坐船抵达天津。七月二十九日，伊来到了北京，随后康有为前往日本使馆拜见伊藤，希望伊藤能够留在中国，帮助挽救变法危局。

　　可这样一件事情，却成为舆论的焦点，很多传言不胫而走。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光绪帝将留伊藤博文在京为变法的顾问，优以礼貌，厚其廪”。

　　这种议论是不是应归属于没有根据的谣言呢？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这种议论与推测有其可能性。

　　有两件事情特别说明问题。

　　其中一件事情是，在八月三日，候选郎中陈时政向光绪帝呈折，主张援引伊藤博文做顾问。

　　“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条陈时务便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另一件事情为，光绪帝决定在八月初五日召见伊藤博文，并安排负责接待的张荫桓事先拟订“问答节略”。在变法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皇帝要召见来自日本的在野政治家，其决定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含义。

　　此事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件关乎她能否继续掌握皇权的大事。慈禧感觉到如果一任光绪帝将伊藤博文留下做变法的顾问，那么将会形成自己难以控制的局面。

　　首先，慈禧深感自己的权力已处于危局。

　　在变法初期，慈禧同意光绪帝可以实施变法的前提是：不违背祖宗之法；无损满族权势。也就是变法不能触及现行的制度模式--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可是，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无一不是在名义上保留王权或皇权的基础上，实施资产阶级改良。将皇权置于一种象征意义的位置，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是断断不能接受的。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经请示即将六个礼部堂官全部罢免，慈禧已将它视为越权；既而，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建议开设懋勤殿，又令慈禧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深处危局。而此次伊藤来华已经使慈禧对于变法产生了恐惧，一旦伊藤留在北京参与变法，不仅自己将会失去对于皇权的控制，而且自己也将丧失对于未来变局的驾驭能力。

　　其次，在舆论呼吁下慈禧有了训政的借口。

　　伊藤博文访华在受到维新派欢迎的同时，也引发了守旧派的恐慌，御史杨崇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八月三日，他向慈禧呈递了一份密折，重点陈述了对伊藤博文访华的后顾之忧。

　　密折中，杨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杨预言道“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他竭力呼吁慈禧“即日训政”（《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戊戌变法资料》）。杨的密折对于伊藤访华后果的分析，慈禧已经十分明确，慈禧需要的是对光绪帝发难的机会，而杨呼吁慈禧再次训政的密折，使慈禧断然做出了要改变一切的决定。正如时人所分析的那样：

　　“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清廷戊戌朝变记》）

　　验之于以后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光绪帝对于慈禧即将对变法进行清算的结果已经有所预料。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在开设懋勤殿的问题上与慈禧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后，他预感到如果将变法继续推行下去，后果难测。于是光绪帝萌生了让康有为迅速离京，徐图未来大计的念头。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情非常说明问题。

　　第一件是，光绪帝明发上谕，令康有为迅速离京。

　　八月初二日，公开颁谕，以督办官报为由，令康有为迅速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法治。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德宗实录》）。

　　在明发上谕中，光绪帝在向朝野上下传递着几个信息：

　　(1)令康有为督办官报是既定的方针，非一时的决定；

　　(2)现已筹得部分办报经费，康有为可以离京。

　　以上信息的传达，充分显示了光绪帝的良苦用心：康有为离京赴上海办报是先前的计划和正常的赴任，而并非临时举措，减少慈禧对此的怀疑。

　　随后的另一件事情，说明光绪帝明谕康有为离京是不得已而为：

　　光绪帝密谕康有为离京。

　　在颁发明谕的同时，光绪帝召见了林旭。林旭是光绪帝在七月二十日任命的四个军机章京之一，是维新变法的骨干成员。光绪帝命令林旭将一份密谕传给康有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衷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戊戌变法资料》）

　　密谕中，光绪帝道出了自己的无奈与苦衷：

　　(1)督办官报是不得已的选择；

　　(2)好自珍重以徐图大业。

　　其实，明谕与密诏，说的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令康有为迅速离京。只不过前者是官样文章，在剑拔弩张的慈禧面前做做样子；后者可谓语重心长，既对康有为表露了深切的关怀，又对他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对康有为督办官报一事，在明诏中说的是理应如此，但在密谕里却阐释了自己的苦衷，所言可谓发自肺腑。

　　在慈禧回宫的晚上，光绪帝对身边的枢臣说：

　　“朕不自惜，死生听命，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清廷戊戌朝变记》）

　　光绪帝的一席话语已经深深地表露了他的心境：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另一方面，他仍在力争变法。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光绪帝对于慈禧的突然回宫和其将要采取的行动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

　　慈禧的回宫，并没有断然终止伊藤走进紫禁城与中国皇帝会晤，八月五日的会面如期举行。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慈禧如此抉择的苦衷，但验之于这段历史的发展，有两点因素值得考虑：

　　首先，慈禧担心终止会晤会引起各国干涉。

　　慈禧清楚，自己虽然在撤帘归政后依然可以通过各项制度的规定对光绪帝实施有效的控制。然而，在自己的干预下，将大清皇帝已经公布的一项外事活动断然取消，不仅舆论对自己不利，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在华列强势力的注意和干预。

　　其次，慈禧担心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

　　慈禧清楚，虽然下野的伊藤已经不是日本首相，虽然伊藤以所谓的“私人游历”身份访问中国，但他日本“维新名臣”的特殊身份，使慈禧不能小视他的政治影响和社会能量。一旦在此事上草率处理，不仅会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对中国怀虎狼之心的日本政府再次挑起事端。

　　因此，在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次次绕过急流险滩的慈禧采取明松暗紧的方针，即允许光绪帝继续完成此次外事活动和其他的朝政安排，但对于光绪帝的言谈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或者说光绪帝慑于慈禧的淫威，对自己的活动和言语进行了约束。

　　因此，八月五日，光绪帝在接见伊藤博文和召见袁世凯的时候，表现出了许多异常的举动。

　　首先，在光绪帝于勤政殿接见伊藤时，据有的史料记载，慈禧不仅对光绪帝会晤伊藤的《问答节略》，也就是事先所拟好的谈话问题进行了审定，而且在光绪帝召见伊藤的时候，慈禧就躲在勤正殿所悬挂的帘子后面进行监视。对于这样的记载，我们很难核实它的真伪，但从会谈的时间及会谈记录上看，一场康有为精心设计的外事活动，已经没有了任何实质上的意义，完全成为一种礼节性的过场。

　　在会见一开始，伊藤就直接了当地谈起中国正在进行的变法问题，并对光绪帝的变法行动表达了敬佩之意。

　　伊藤说：“外臣此次来华，系私自游历，非因公事，兹蒙陛下召见，深荷隆恩，不胜荣幸。陛下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将来中国富强之业可立而待，外臣不胜钦佩，此实东方盛事，外臣归国述与敝国皇帝（天皇）知之，当必异常欢悦，愿陛下永保盛业，长享景福。”

　　然而，光绪帝却没有就此话题谈及最近的变法，而是转移了话题，谈起了一些礼节性的话题。

　　帝：“久闻贵侯大名，今得晤语，实为万幸。”

　　伊：“敬谢陛下褒辞。”

　　帝：“贵侯于何日起程？”

　　伊：“于一月前就道，曾在朝鲜勾留旬余。”

　　帝：“一路平安否？”

　　伊：“蒙陛下福庇，一路平安。”

　　光绪帝在会见中，只有几句涉及到中国变法，他说：

　　“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戊戌变法资料》）

　　从以上会谈内容的节选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绝非是光绪帝急于接见伊藤的初衷。事前，康有为将伊藤推荐给光绪帝作为变法的顾问，想必光绪帝对这次会晤寄予很高的期望，然而光绪帝在会见的言语间所表现出来的用礼节性的寒暄来敷衍此次会见，尤其是在会谈中不接受伊藤面谈对中国变法的想法，反而要求他写出书面的意见并转呈，这种舍近求远的举措，不合常理，应该属于光绪帝问话多有不便，或者百般无奈。此时，光绪帝已经难控大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八月初六日慈禧宣布再次训政与伊藤博文访华有直接的关系。

　　八月十三日，慈禧下令处死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

　　次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追捕康有为。

　　慈禧无情地扼杀了刚刚兴起于中国大地的维新变法运动，业已推行和将要推行的变法措施几乎全部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