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丽娟说慈禧 第六讲 垂帘听政

中国历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在短短的三天之内，不发一矢一枪，以极小的代价尘埃落定，朝野波澜不惊，浑若无事。

　　该杀头的杀头，该做王的做王。历史再一次为我们演绎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经典论断。毫无疑问，慈禧在这次政变中不仅是总策划、总导演，而且还是绝对的领衔主演。她的表现极为精彩，令这些男人世界的政治家们也不得不由衷地佩服。她会激流勇退吗？不会！她的人生目标十分明确：不做这一出历史大剧的耀眼流星，而是做这一出历史大剧的主宰。铲除政敌，仅仅开启了慈禧政治人生的精彩序幕，她没有丝毫谢幕的打算，她要继续在她的人生中书写属于她的政治篇章——君临天下。可是，在一个拥有着几千年专制主义王权的男人至上的国度里，慈禧能够操控大清政权吗？她将怎样与这些被奉为“阳”、为“天”的男人们周旋？

　　一

　　咸丰帝在弥留之际设计了一个旨在防止大臣僭权、皇太后擅权的“听政辅政兼而有之”的政治格局。在这个政权体系里，以肃顺为首的襄赞八大臣是王朝大政方针的设计与日常事务处理的主体，而慈禧与慈安这两宫太后只是权力制衡的部分，就其所能掌控的王朝权力的实质而言，并不具备强有力的驾御和运作能力。

　　当慈禧通过政变，扳倒八大臣所盘结的力量，推翻了咸丰帝设计的权力制衡方案后，王朝的政权出现了真空。慈禧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填补权力的真空？

　　早在慈禧与恭亲王奕?酝酿政变之初，叔嫂两人就精心设计了未来的皇权执行方案，那就是他们借着山东御史董元醇之手在奏疏中提出的两宫太后听政，亲王辅政。如此设计可谓一举两得：

　　(1)确保慈禧紧握皇权；

　　(2)确定奕?显赫地位。

　　此时，慈禧清楚：当务之急是实施自己的听政计划。

　　然而，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文化氛围里，后妃直面王公大臣是绝对不能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

　　慈禧知道，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已被这个社会奉为至上的真理，不能逾越。即使是母仪天下的太后，也必须遵循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的古老信条。进入宫中以后，慈禧亲眼目睹了皇后、皇太后必须履行宫中规定。

　　依据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皇后责无旁贷地担起了统领内宫的职责。可前提是不能在皇帝以外的众多男人面前尽显姿容，宫中规定：在春节、皇后的生日，内外文武官员都要上贺折，但并不能面见皇后；皇太后过春节、生日的时候，在京官员可以进表称贺，也就是说皇太后可以接受官员的行礼，但是不能当面行礼。这天，皇太后要在慈宁宫内落座，王公大臣则在慈宁门外阶下跪拜，而三品以下文武官员竟然要在午门外跪拜！慈宁宫与午门之间可还隔着千山万水呐——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中间要隔着太和门、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然后向西左转，经过乾清门广场、养心殿门，才到慈宁宫门，进得慈宁宫门，最终见到慈宁宫。这实在是名副其实的遥拜，要想见到皇太后的尊容和芳姿，真比登天还难。

　　然而慈禧要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就不可避免要与群臣见面。怎样做才能既不违制，又能正常处理朝政？

　　读过史书的慈禧知道，太后临朝听政在汉代高祖刘邦死后就已经出现了，可吕后是如何临朝听政的，文献缺少记载。此后，东晋的历史上也有太后听政的，为了规避不得直面男人的规则，便在朝堂上垂帘执政。

　　东晋康帝司马岳仅做了两年的皇帝就死了，两岁的儿子司马聃即位，是为晋穆帝。由于穆帝年幼，无法亲理朝政，领司徒蔡谟等人要求太后听政，小皇帝的母亲褚蒜子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永和元年(345)正月新年朝会上，皇太后褚蒜子抱着小皇帝登临太极殿前殿，大会群臣。大殿之上，为临朝的皇太后褚蒜子专设了白纱帷帐。褚蒜子悬挂帘子在朝堂听政，既象征性地回避了与男人的直接接触，又代小皇帝处理了朝政。在向传统文化妥协的条件下，促成了皇权的连续发展。于是，太后垂帘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特例，被那些企图临朝称制的太后们奉为圭臬。

　　慈禧听政也必须遵循垂帘的惯例。

　　九月三十日，抵京的第二天，慈禧就颁布上谕，对于听政一事“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义之处，即行妥议以闻”。经过大臣们一议再议、一改再改，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一份史无前例的的垂帘章程终于出笼，对两宫太后垂帘一事作出规定：

　　两宫太后召见、引见臣下时，都需要隔着帘子进行。

　　召见、引见是很有讲究的。

　　除了定期的朝会大典以外，清朝皇帝与大臣的交流有两种比较常见的形式：折奏与面奏。而臣下面奏皇帝时，又分为召见、引见。召见，俗称“叫起”，皇帝要商议军国大事时，就召见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等官员，召见时必须由重要的官员带着面见，这些重要的官员主要是亲王、御前大臣轮流带领；引见，俗称“递牌子”，是被任命的有一定品级的文武官员上任之前，面见皇帝，引见需先进名单、履历折、绿头签，一人或数人觐见。召见或引见的官员须由奏事处的太监传旨，直呼被召见人的姓名然后领进屋，大臣进来必须先跪安养心殿明间，口称“臣某某某恭请皇上圣安”，满人则称“奴才”，起立后趋走到皇帝所坐近前，在预设的白毡垫上再次跪下，皇帝问即答。无论召见、引见的时间有多长，官员必须一直跪奏，待皇帝说“跪安”，方表示谈话结束，才可起立后退至门口，然后转身退出。清代只有极少数人因身份特殊，可坐或站与皇帝谈话。如顺治时摄政王多尔衮免礼仪，康熙时顾命大臣鳌拜赐座谈话，同治初期议政王奕?、光绪时期醇亲王奕不仅“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即可站立与皇帝谈话。但也不是永远不变，如恭亲王在同治时以议政王身份可站立谈话，但进门时也要跪安。在光绪时期恭亲王只是领班军机大臣，就必须跪奏了。跪奏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此大臣们都练就了言简意赅的本领，常常在三句话内就将问题说清楚，以免皇帝继续追问，以减少跪奏的时间。而且多半用厚棉絮做成护膝，以免跪奏时间过长引起疼痛，并且经常练习以免“失仪”（清制君前“失仪”要受处分）。清代笔记载：同光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年届七十，仍每日在家练习下跪。皇帝召见大臣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引见大臣则在养心殿的明间。

　　为了显示两宫太后听政与历代皇帝处理朝政没有区别，是政权的延续，慈禧决定召见、引见臣下时，地点不变，依然在养心殿，只是隔上了薄薄的帘子，在东暖阁召见时，在东大墙前的栏杆上罩上一幅黄幔；在明间引见时，则用八扇黄色纱屏相隔。

　　慈禧如何引见大臣？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后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与其父亲翁心存被引见时即在明间，翁同龢记载了引见的过程。是日黎明，翁同龢与父亲入宫，辰正（上午八时），引见于养心殿的明殿，慈禧、慈安坐在精致、华丽的八扇黄色屏风的后面，透过纱屏，可以依稀看到两宫太后分别端坐在左右两侧。小皇帝坐在屏风前的御榻上，前面设有御案。恭亲王奕?立于左，醇郡王奕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笺，奕?接后呈送皇帝案上，小皇帝示意，再由醇亲王送至帘前，由帘内的首领太监接下，捧至两宫太后的案前。前后引见半个多钟头，即退出。

　　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在被太后引见的时间里，翁同龢与其父亲翁心存与太后进行了怎样的交流，翁同龢没有记载。但在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为直隶总督时，在上任前被两宫太后召见的时候，他记载了整个交流的过程，节录其中的一段，略做介绍。

　　《曾文正公日记》载：

　　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

　　太后问：汝在江南的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两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情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旋叩头退出。

　　以上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两宫垂帘听政的细节，透过文字我们可以了解慈禧听政的一般过程。

　　慈禧在筹谋垂帘听政的同时，也一直考虑如何兑现筹谋政变计划时对恭亲王奕?的承诺——亲王辅政问题。

　　二

　　慈禧知道，如果没有恭亲王奕?的呼应和全力支持，孤儿寡母的她即使拥有三头六臂也无法与肃顺一党抗衡，更不要说顺利完成中外历史上这一著名的政变。然而，慈禧心怀隐忧：

　　恭亲王奕?文武兼备，有勇有谋，经历咸丰朝的挫折与压制，做事更加历练、老到。扳倒肃顺一党后，朝中诸事还需仰仗他全面斡旋。但是，如果封赏不当，或者奕?心怀不满，处处为难自己；或者奕?权倾朝野，功高盖主，那么自己将如何控制局面？

　　慈禧清楚，自己要的并不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名，要的是垂帘听政的名实相符。所以，慈禧封赏奕?的原则就是封赏与控制相结合。

　　1?只以“议政王”相许

　　慈禧从政变成功的当天开始，接连下发了奖赏奕?的谕旨：

　　(1)十月一日，“恭亲王奕?，著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

　　(2)十月二日，“恭亲王奕?，著授总管内务府大臣”。

　　(3)十月初八日，“恭亲王奕?，著先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

　　(4)十月初九日，“恭亲王之长女，著即封为固伦公主，以示优眷”。

　　按清制，只有皇帝的正宫所生嫡女才可封固伦公主，其他妃嫔所生之女只能称为和硕公主。如果是宗室女儿经由正宫皇后抚养的，在出嫁时也只能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亲王的女儿则只能封为郡主。奕?本人并非皇帝，即使其女儿由两宫太后抚养，也只能封为和硕公主。恭亲王之长女享有这样的称呼与待遇是对恭亲王的格外礼遇。

　　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载淳）

　　(5)十月初十日，“恭亲王生母康慈皇太后，请升祔太庙，并据请将前上尊谥改拟，从十字加至十二字的最高规格以表尊崇”。

　　(6)同治元年元月初一日，“恭亲王加恩著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

　　短短六十天的时间里，慈禧对于恭亲王奕?的恩遇，如漫天花雨般从天而降，无论对奕?本人，还是其家人，无不优礼逾恒。表面看来，慈禧对于奕?在政变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实现垂帘听政的心愿回报之隆厚，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这样认为慈禧，那实在太小看慈禧的心机了！

　　慈禧在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授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乍看起来，亲王似乎拥有了摄政王多尔衮般的尊崇和权力。然而，“议”者，商议也！对于朝中上下大小事情只有商议、建议的权力，绝无决定的权力。而“摄政”则是直接处理政务，多尔衮的权力任何人不得干预，他一人独断大清帝国所有的军国大事，即使是孝庄皇太后也不得不看他的脸色行事，对于他的决断听之任之。“议”与“摄”一字之差，可作用却完全不同。虽然随后又令奕?掌管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政府重要的部门，然而奕?权力的行使，必须遵行黄帘子后面皇太后的允准，无论他权力有多高、位置有多重，他也只不过是皇太后手里掌控的一枚棋子罢了，大清朝廷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太后的手里，因为任何谕旨的颁发，都需要两宫太后钤印才能生效。

　　这就是慈禧，她不会给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她之上的机会！

　　2?向世人晓谕两宫太后的权力

　　慈禧清楚记得，咸丰帝死后与八大臣的第一次交锋，之所以八大臣要从根本上剥夺两宫太后的权力，是因为咸丰帝的遗诏中没有明确划分决策权的归属，以致给肃顺等人以可乘之机。慈禧对权力的追逐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渴望，她要驾驭她所能驾驭的全部，绝不给对手或者哪怕是忠实的臣下以任何可乘之机。因此，垂帘听政伊始，慈禧就向朝廷上下大小官员明确她的权力：

　　“特通谕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者，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务各抒己见，毋以空言塞责。”

　　按照这一规定，凡是各省和各路军营的一切关于行政的事物的疏章，都必须先呈报皇太后御览，然后再发还给军机大臣悉心详议。这样，慈禧就给奕?戴上了一个紧箍咒：议政王奕?处理军国大事的前提是，必须获得两宫太后，其实也就是慈禧的允准；而皇太后也就如同历代的皇帝一样，拥有着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所掌握的一切权力。

　　这就是慈禧，独霸、阴鸷、决断、睿智、机敏，在权力的把握上不给竞争对手或者是合作者丝毫可以攫取的机会。

　　慈禧非常清楚，仅仅凭借着为咸丰帝阅读奏疏和代批一般性的奏折的基础，难以胜任即将到来的听政生涯。只有二十七岁的她，在品尝胜利成果的同时，清晰地意识到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国家，还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学识。

　　三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61年11月13日），也就是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回京后的第十二天，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了明朝张居正等人所编辑的《帝鉴图说》一书，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全称《历代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故名“帝鉴”。它是由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辅佐只有十岁的小皇帝神宗朱翊钧的时候为他编的课本，由一个个的小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详尽记载了张居正对帝王之道的理解与评价，是明清以来历代帝王的必读书。慈禧拿回去以后，认真阅读，爱不释手，她认为：此书“于指陈规戒，绘图辑说，切实显豁，不无裨益”。

　　我们知道，慈禧虽然可读写汉字，但水平并不很高，因此，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对她来说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作为自己每天的阅读功课。

　　明万历刻本《帝鉴图说》我们已经领略了慈禧运筹帷幄的能力，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一个仅仅粗通汉语文，替皇帝念念奏折、代写朱批，从未涉足政治操作的满族妇女，竟然有如此惊人的练达与圆融。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场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宫廷政变中，她面对的政敌是如此的强大，可我们完全看不到在其身后出现过任何一位斫轮老手为她筹划与安排，因为以她当时在热河的处境与身份，能够与她接近的人除了慈安与小皇帝以外，只有她的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通过这位福晋，可以得到醇亲王的意见。然而依据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亲王年轻冲动，无清廷关于汇纂历代垂帘事迹的上谕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论是经验还是眼界都不足以成为慈禧的得力干将和智囊。这一切应该都是慈禧一人所为，她凭借着自己天赋的机敏、决断、睿智，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形势的大逆转，也许从上面慈禧勤于求知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于情理的解释。

　　慈禧很喜欢这样形式的书籍作为自己的日常读物，而不是充斥自己书柜的摆设。十月十四日（1861年11月16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所上的一份奏折更使她十分喜欢，徐启文建议：

　　“将列圣实录、宝训择其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将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

　　这正中慈禧下怀。她当即谕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编辑，据史直书，简明注释，以备御览。

　　经过相关大臣五个多月的努力，这本书终于编辑完成，慈禧大加赞赏，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经常由大臣们隔帘为其讲解，从中学得了更多的统治之术。

　　清内府抄本《治平宝鉴》翁同龢曾经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十五个专题，在他的日记中先后记载了为太后讲解的过程：

　　翁同龢坐在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旁边坐着恭亲王、醇亲王，另一边站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两宫皇太后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在讲解的过程中，皇太后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知识就是力量”，在慈禧这里完全可以被诠释为“知识就是权力”。正是由于慈禧不断地汲取与统治相关的知识，拓展了她的视野，使慈禧的政治驾驭与操作能力如虎添翼。

　　十月初九日，也就是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

　　原来，咸丰帝死后，慈禧与小皇帝还在热河的时候，八大臣就迫不及待地将新帝的年号定为“祺祥”，“祺”是“吉祥”的意思，而“祥”也含有“吉祥”的意思，“祺祥”，就是“吉祥”，并且连铜钱上的“祺祥通宝”都铸好了。所以，历史上也称这次政变为“祺祥政变”。政变结束以后，原来八大臣所定的年号自然会被皇太后派的大臣们所否定，大学士周祖培等认为“祺祥”无论是文还是义都不顺，“祺”字自古以来年号中没有用过，而“祥”字也只有南宋的少帝用过为“祥兴”，而少帝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是被蒙古大军一直追赶到南海边上的小皇帝，他不仅是亡国之君，而且结局悲惨，是被臣下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的，用他的年号中所采用过的字，那该有多么的不吉利。

　　肃顺等八大臣拟订的四个年号，奉旨用“祺祥”二字

　　周祖培对八大臣所定年号的评价是“不学之弊，一至于此，呜呼！国家可无读书人哉！”

　　此时，周祖培的感慨应该是对当年做户部汉尚书时肃顺对他肆意羞辱的回答。于是，他建议将“祺祥”改为“同治”，隐含着两宫太后共治之意。

　　十一月初一，在养心殿举行了两宫太后垂帘仪式。此殿从雍正帝开始，就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所，批阅奏章，召见引见臣下，均在此进行。这一天，养心殿从里到外，布置一新，金碧辉煌，大殿正中高挂着雍正帝御书的“中正仁和”的匾额，他是在告诫自己与子孙：做“以明年为同治元年”的谕旨

　　帝王要中庸正直，仁爱和谐。慈禧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吗？六岁的小皇帝载淳端坐御案后的宝座上，他的身后放置八扇精致的黄色纱屏，透过纱屏可以看见两宫太后端坐在后，此时的慈禧一定是志得意满，因为刚刚年满二十七岁的她，将在这里开启大清帝国两百多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历史。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年轻女人，竟然在她以后的人生岁月里，牢牢控制大清朝政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王公大臣无不心悦诚服地匍匐在她的脚下，顶礼膜拜。这就是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