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母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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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伊始，许多定居在巴黎的外国艺术家也志愿参加了外籍义勇军，最积极的是阿波利奈尔。

　　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观点截然相反。毕加索认为战争是人类愚昧的令人痛心的表现，不是起因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宿仇，就是发源于政治家的个人恩怨，老百姓无不遭殃。避而远之，是最好的抗议。阿波利奈尔对毕加索说，战争是一个凶恶的魔女，她如果指定要找你，你从地缝里钻进去，她也会把你抠出来，吻你一下。何况，这正是我们表达对法兰西的热爱的时候，怎能避而远之！

　　毕加索嘲笑他，瞧你这模样，好像惟恐天下不乱？

　　两位好朋友针锋相对的争论，从现实看来，似乎谁也没占上风。战争魔女虽然未曾亲自找上毕加索的门，可伊娃之死却与战争有很大的关系。阿波利奈尔克服重重困难，主动“追求”战争，他先是申请加入法国国籍，而后消除了“雕像事件”在官方的不良影响。1915年复活节这一天，他高呼着“法兰西万岁”来到了法国香槟地区的前线战壕，成为炮兵部队的一员。阿波利奈尔对战争的狂热向往获得了致命的回报，1916年3月17日午后四时，他被魔女重重地“吻”了一下，弹片从右颞颥上部穿过头骨。5月9日，做了开颅手术，伤势得到扼制。但这不过是阎王打了一个盹，拖延了签发“招魂令”是时间。

　　耶科健康状况不佳，失去了服役资格。他由于多愁善感、情海翻波而显得魂飞魄散。一次，他眼前出现了基督的幻影，他五心骤定，六神有“主”，便在蒙帕纳斯找了一位牧师，接受了洗礼。耶科请毕加索做他的教父，毕加索赐予他教名：息浦林。

　　在洗礼仪式上，毕加索送了一本装订整齐的《基督教讲义》给他的教子，书的扉页上写着：

　　“我弟息浦林·马克斯·耶科洗礼留念。帕布洛。1915年2月18日，星期四。”

　　耶科在修道院一心一意正本清源。他心中丛生的杂念刈除了，热情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其时，患了肺病的立体派画家塞维里尼奄奄一息，耶科四处奔走，号召同仁们捐款，挽救塞维里尼的生命。毕加索虽然正忙于搬家，但他立即响应耶科：

　　亲爱的教子马克斯：

　　你所要的钱，随信寄去。我很想不久能再见到你。我现在正忙于搬家，要是你来，就可以助我一臂之力了。你一向是一个助人为乐的真正的朋友。如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有特别的要求，我只在乎你的道义上的支持和鼓励，简言之，即马克斯·耶科的友谊之手。同时，也请接受我的友谊之手。

　　你的老友毕加索

　　紧接着，便是伊娃病重，而后不治而亡。耶科知道毕加索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他马不停蹄地赶来，扶住了即将倒下去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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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916年5月，科克多才带了心情略微好转的毕加索去见佳吉列夫，以实现他们让立体主义与舞台艺术相结合的计划。

　　佳吉列夫是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主持人，传奇式的芭蕾舞大师。他率团一直在欧洲巡回演出，虽然没有加入现代艺术的潮流，却是艺术革命的见证人，并和罗丹、佐拉等交情不菲。随着立体主义的深远发展，佳列吉夫萌发了在舞台艺术方面汲取现代思潮的想法，为此，他聘请科克多设计剧目，瓦列斯作曲，使芭蕾舞表演令人耳目一新。

　　1917年2月17日，毕加索出乎许多立体派画家的意料，他和科克多登程前往罗马。这时，科克多编导的舞剧《游行》即将上演，毕加索承担了舞台装饰、布景、服装的全部设计工作。他不是一味盲目地向观众推销立体主义，而是根据剧情的需要，糅合了立体主义与古典主义的风格，他把舞者设计成人们易于接受的平面人物，把舞台设计成立体空间，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极好。

　　毕加索的到来，是剧团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兴奋点，他又成了青年人的核心，这其中有两位才华横溢：斯特拉文斯基和马辛尼。

　　当初得到毕加索点拨而大有长进的未来派们，听说毕加索在意大利，自然是奔走相告。他们频繁地来访，还乐于为一些较奢华的戏装做框架线工，帮助毕加索画巨大的垂幕。毕加索虽然领他们帮忙的情，却不苟同他们的主张。他对科克多说：“未来派只有波菊尼撑得住门面，可惜他已阵亡了。”

　　毕加索趁机访问了佛罗伦萨、米兰等地，他再次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的熏陶，在那些原始拙朴而又生气勃勃的作品中，毕加索领会到了

　　“宁静的伟大与崇高的单纯”的深刻含义。从古典艺术中获取的灵感，使毕加索的创作前景别开生面。然而，不明真相的人又跳出来起哄了，所谓立体派的追随者们大骂毕加索是“叛徒”，一贯反对立体主义的“正人君子”则高喊立体派已自行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一次，毕加索正在舞台上布景，他做着鬼脸对科克多说：

　　“都说我退出舞台了，他们放屁，我不正在舞台上吗？有些人根本连舞台都没上过，有什么资格讲退出舞台。我退出舞台是为了给演员让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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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加索很快就对佳吉列夫剧团了如指掌，尤其是面貌姣好、身材高挑的女演员，她们来来往往，刮起一阵阵美丽的风，驱散了毕加索心头浓重的愁云。他自豪地在信中告诉盖图德：“我有60名舞蹈演员……”但有一件事，他还是保密了——他和奥尔佳·柯克洛娃的暧昧关系已经成为团里公开的秘密。也许，毕加索这时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带走奥尔佳，他不想先在盖图德面前吹牛。他发狠地学习俄语，关心俄国的政局、沙皇的命运和人民的愿望。他的一言一行都与俄国有关，科克多笑他是从没有到过俄国的“俄国人”。而毕加索却琵琶别抱，他那双黝黑的眼睛紧盯着他心中的玫瑰。

　　奥尔佳·柯克洛娃是俄罗斯帝国军队一位上校的女儿，1891年生于乌克兰的涅金。她虽然从小就练习芭蕾舞，可直到1917年才在舞剧《贤良淑女》中有了精彩的表演，这显然为时已晚。佳吉列夫把她留在团里，并非她的舞蹈专长，而是因为她的贵族血统，能提高剧团的社会地位。

　　在毕加索的潜意识里，少年时与表妹的初恋受挫，就是庸俗的“出身”作怪，这使得奥尔佳在美貌之外，更添了一层“贵族”的神秘。

　　奥尔佳一开始就对毕加索的进攻猝不及防，没几个回合即被俘虏了。奥尔佳并不是个轻浮放荡的姑娘，相反，她竭力克制自己，待人接物十分谨慎。但毕加索艺术家的灵巧聪颖和深孚众望，使她无计回避。

　　佳吉列夫答应了毕加索的要求，到西班牙去巡回演出一次，以便毕加索的家人能亲眼看一看奥尔佳。他们先上马德里，再到巴塞罗那。剧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不过，人们不是为演出叫好，而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毕加索回来了。

　　毕加索疲于应酬，刚从宴会出来，又被邀到了舞厅，太热闹了，周围又只有一群吹捧者，毕加索觉得自己的祖国过于虚浮夸张，缺乏艺术的隽永。这倒是很合奥尔佳的胃口。这位在排场中长大的贵族小姐，跟随剧团奔波劳累，久违了这种盛大的具有贵族气派的宴会歌舞，因而她驾轻就熟，每天都快乐得像个天使。

　　毕加索见奥尔佳高兴，他也就舍命陪“情人”了。被爱情迷花了眼的毕加索根本没有考虑到这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会给他们的未来带来什么，以至于母亲小心翼翼地对他说：“这姑娘不错，但可能不太适合我们家。”毕加索却把它当作了耳边风。毕加索家人对奥尔佳的态度也明显比费尔南多冷淡，只有直爽的母亲在餐桌上当着毕加索的面告诫奥尔佳：

　　“你怎么看上我儿子了呢？他是一个心无旁骛的人，他的精力、思想、感情，他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不会属于别人。一个女人要在他身上得到幸福，太难了！”

　　奥尔佳并没有真正听懂老人话里的意思，她以为这是一个为人之母的固有的谦逊之辞。她现在的心思全在那些频繁而热烈的盛宴和舞会上。

　　可喜的是，忙碌之中也会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发现，胡安·米罗即是一例。毕加索一直不知道，米罗是怎样在他无比紧凑的日程中，找到那个缝隙的。米罗到巴黎后，毕加索问了他这个问题。

　　米罗不好意思地说：“我在旅馆外面观察了几天，发觉只有那段时间，你可以闲一会儿。我鼓足勇气对自己说，就让他今天完完整整地忙一天吧，不然的话，我要后悔许多天呢。我就这样闯了进来。”

　　当米罗站在毕加索的跟前时，毕加索想不到还有比他更矮的艺术家，他立即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米罗还是圣鲁斯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拿了几幅自己的习作请毕加索指教。毕加索认真地看了他的画，严肃地说：

　　“艺术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如果在各条艺术道路中，有一条能够写上你胡安·米罗的大名，你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你这些画，有的是立体主义，有的是野兽派，简单的模仿掩盖了你的天才，米罗先生！”

　　毕加索毫不犹豫地把“天才”这个字眼安在米罗身上，可见他已经看到了米罗非凡的潜质。他希望米罗在听懂他的训诫时，更听懂他隐含的期待。

　　米罗当然听懂了。这个酷似农民的画家以其稚气而神气的绘画独树一帜，被称为“胡安·米罗派”。他是继毕加索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西班牙美术大师，1983年12月才诀别人世，只比毕加索少活两年。他越是在艺术领域里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就越是敬重毕加索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他说：

　　谈论现代艺术而不提毕加索，无异于参加语言考试而不带字典。毕加索是一部艺术史的伟大概括。

　　毕加索在西班牙还是画了一些作品，奥尔佳的第一幅肖像画即出于此。画中的奥尔佳平和，稳重，微笑中露出十足的贵族气质。在这幅画中，毕加索一反常态，他运用古典艺术的经典技法，强烈的现实主义笔触，把自己的爱情表现得传统而坚定。他将这幅作品献给母亲，老人珍藏了好多年，直到自己逝世，才托交女儿续续保存。

　　1917年11月，佳吉列夫芭蕾舞团远飞南美，毕加索则和奥尔佳重返巴黎，他们住在宽敞的蒙特鲁吉别墅。战争还未结束，晚上的轰炸总吵得睡不好觉，毕加索只好通宵画画，他一边调着颜料，一边大骂战争贩子可恶，弄出这么大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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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伤愈的阿波利奈尔完成了戏剧《蒂雷齐亚的乳房》。这个剧本从1903年写起，历经十余年，是阿波利奈尔的呕心沥血之作。开头就是一个叫特雷兹的女人高声叫道：“胡子长出来了，你的乳房能不脱落吗？”她的罩衫半开着，一个红乳房和一个青乳房从里面蹦出，飞了起来，变成了气球，被孩子们抓住了。特雷兹变成了男人，她的丈夫变成了女人。6月24日，该剧在巴黎蒙马特尔上演，阿波利奈尔在剧本的序言中说：

　　不要照相式地模仿，当人想走得更快的时候，他创造了轮子，而轮子与腿并不相像，他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创造了超现实主义。

　　这就是超现实主义一词的来源。

　　1918年刚到，阿波利奈尔又病了，初步诊断为肺充血。5月2日，他和照顾他的护士加科林·柯里布结婚，毕加索作为证婚人和奥尔佳一同前往祝贺。两个月后，即7月12日，毕加索与奥尔佳在巴黎第六区区长的主持下，先举行了市民婚礼，然后到达鲁街俄国东正教堂举行一系列俄式婚礼，证婚人为阿波利奈尔、耶科和科克多。

　　毕加索夫妇在埃拉楚里斯夫人的美丽别墅度过了他们的蜜月，这里风景优美，各种式样的古典建筑鳞次栉比。毕加索在这里还见到了流亡的西班牙王子斯拉维克，他向王子行了臣民的礼节，表明一个西班牙人的忠诚。

　　9月，毕加索为了满足奥尔佳的愿望，将住宅向巴黎的中心部位迁移。鲍埃蒂耶街是一条热闹繁华的街道，画商卢森堡给他们找了一栋两层楼的寓所，他自己就在隔壁开了一个画廊。不久，毕加索发现，画商们纷纷迁入这一带，他已落进了他们的包围圈。

　　1918年秋，保尔·居罗姆在他圣霍诺勒郊区的画廊举行了毕加索与马蒂斯联合画展。立体主义的信徒们对毕加索新作所运用的古典手法十分不满，他们叫嚣要把“只会抄袭”的毕加索开除出立体派。面对蜂拥而至的责难，毕加索又发惊人之语：“抄袭别人是必要的，抄袭自己是可耻的。”转过身来，对着科克多哈哈大笑：“我终于把他们给甩开了。”

　　还是阿波利奈尔在画展目录上所写的序言，显示了这位诗人对毕加索的深刻理解：

　　他改变了方向，看上去回到了原来的道路上，但这是一次更高层次的回归，是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他总是越来越伟大，总是通过研究未曾探察过的人性，或者与以往进行检验比较，来丰富自己。

　　毕加索在他一生伟大的艺术实践中，受到过难以胜数的困挫、责难、辱骂，他都义无反顾地挺过来了，除了他天才的灵感和顽强的意志以外，那就是他总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知音，他们在那个时代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华与优秀品质，给了毕加索以极大的信心。阿波利奈尔便是其中的代表。

　　但此刻的阿波利奈尔，已陷入命运的劫数之中，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好友擂鼓助威了。他竭尽全力，也不能睁开自己的眼睛，一片混沌压在他的头顶，啊，鲜花飞来了，艳丽无比，还水灵灵的呢……怎么？一阵腥臭，上面沾的是唾液……啊，唾液淹没了我……光明的黑暗……黑暗的光明……

　　阿波利奈尔弥留之际，他的窗外正挤满了游行的群众，他们挥动彩旗，高呼着“绞死吉罗姆”的口号，抗议戏剧《蒂雷齐亚的乳房》上演。他只剩下一口气了，问妻子这个吉罗姆是谁，是不是吉罗姆·阿波利奈尔。

　　柯尔布泪流满面，在阿波利奈尔眼前幻化成一团白光。他听见妻子说，这不是吉罗姆·阿波利奈尔，他们诅咒的“吉罗姆”是德国皇帝。

　　毕加索听说群众在街上游行，声势很大，而阿波利奈尔刚感染了西班牙流行感冒病毒，恐怕受不住，他立即赶往医院，想去陪陪这位遭受苦难的朋友。

　　他沿着利佛利大街的连环拱廊迎风疾步，当他在人群中穿梭时，一个寡妇戴着的皱绸面纱飘到了他的脸上，裹住了他的头，他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心里猛然跳得厉害。他跑到阿波利奈尔的病室门口，就听到了柯尔布凄绝的哭喊。

　　巴黎各大报纸均发布重要新闻：11月9日，诗人、艺术家阿波利奈尔病逝，他穿着战争时的上尉军服，手里拿着十字架。

　　毕加索欲哭无泪，他久久地凝望着好友的遗容，在心中铭刻这最后的纪念。科克多写信给萨尔蒙说：“可怜的阿波利奈尔已经去世，毕加索过于忧伤，不能执笔写信，他要我写信给你，并安排新闻讣告。”

　　毕加索知道，阿波利奈尔的死，将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画了一幅漫画，把阿波利奈尔画成坐着的教皇，头戴三重皇冠，手持牧杖，口衔烟斗。毕加索以此预示阿波利奈尔是立体主义的教皇，是现代艺术运动的开拓者和发言人。他在阳台上低徊不已，吟咏着阿波利奈尔的名篇《美人鱼》：

　　我怎么知道，美人鱼，你的苦恼从哪里来
　　每当深夜，你哀声叹息，在大海
　　我跟你一样，海啊，充满了幽潜的声息
　　而我那唱歌的船名字就叫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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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的杀伐给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普遍的危机，军队的铁蹄也极大限度地践踏了艺术之花。但人类的生机是不可抹煞的，在中立国瑞士，在厮杀与对峙的缝罅里，一群流亡艺术家尽情地展示他们狂乱不安的心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的言行疯狂、怪诞、矛盾之至，以彻底否定这个风雨飘摇的旧世界。艺术家们扭曲的面孔、破碎的心灵聚集在一起。在这片经历过炮火和饥寒的废墟上，新的艺术种子正酝酿着破土而出。

　　促成这一新的艺术运动产生的重要人物，是从德国慕尼黑流亡来的哲学家、诗人雨果·巴尔。1916年2月，他和妻子歌唱家赫宁格斯在苏黎世城的米埃尔区办了一个“伏尔泰酒店”，这里因经常举办画展、歌舞晚会、诗歌朗诵会等，而成为文学家、艺术家们的聚会场所。2月26日，来自罗马尼亚的诗人扎拉、画家扬科，来自巴黎的雕塑家阿尔普和妻子索菲，来自柏林的精神病医生兼诗人胡森贝克，来自慕尼黑的画家李切特等人围着伏尔泰酒店二楼的一张圆桌，商议为他们的集团起一个名字，来延续被战争中断的以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为核心的那一现代运动。他们把毕加索的素描和铜版画张挂在墙上，朗诵阿波利奈尔的诗歌，但他们的争论非常激烈，无法确定一个宗旨，只得由巴尔和胡森贝克两人用餐刀随意插入一本德法辞典，餐刀正好插在某一页的一个词语上：

　　“DADA”。它在法语中，表示儿童玩的一种木马；在罗马尼亚语中则近似肯定的口语“是的”；而在德语中，又与幼儿呀呀学语时呼叫爸爸的语调谐音。胡森贝克说：“就用‘达达’这个词吧，它正好是为我们的意图而发明的。这儿童的第一个声音表现了原始性，从零开始，我们艺术的创新。”

　　“达达主义”迅速从苏黎世向全世界辐射，引导着战后艺术运动的新潮流。

　　达达主义的浪潮将立体主义的船只推进了历史的港湾，毕加索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切。1918年9月，他随佳吉列夫芭蕾舞剧团来到了伦敦。青年时代的毕加索从巴塞罗那出走，当初就是想越过英伦海峡的。一晃20年过去了，毕加索由一个忍饥挨饿的穷画家变成了可以呼风唤雨的画坛领袖，身边还有一位贵族气派的夫人，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1920年，达达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诗人扎拉到巴黎访问造型艺术家毕卡比亚，他们就当代文学和艺术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会谈吸引了作家苏波、路易·阿拉贡、保罗·埃鲁阿德、安德列·布列顿，这些人都是“巴黎达达”的骨干，毕卡比亚家就成了达达主义者的俱乐部。

　　达达主义在巴黎的发展，使他们一改以前对毕加索的欣赏和崇拜。他们深知，要轻易攀越毕加索这座高峰靠技艺是难以达到的，妒忌和攻击也许可以削弱他的声誉。毕卡比亚傲慢地说：“毕加索如果想成为一个达达主义者，就必须放弃立体主义。”好一副山大王的嘴脸，粗横无理。

　　其实，毕卡比亚与扎拉的那次会谈，恰好是将达达主义引向歧途的开始。他们采取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一句话作为口号：“破坏就是创造。”于是乎，拿一张报纸、一把剪刀，把文字剪下来，按你所需要的诗歌长度，任意排列这些剪下的文字，便是一首诗。绘画更是无意义的线条和胡乱的色彩构成，倘若有人能说明你画布上那些玩意的意思，你就不是成功的。毕卡比亚正是这种“艺术”的主要实践者，他的一幅《扎拉肖像》，画上根本就没有人像，尽是些圆圈、曲直线和莫名其妙的字词，如“幻影、确实性、观念幻术、蒸、花、香”等，然后写上扎拉的名字，完了。不知扎拉对好朋友给他画的这幅肖像是否满意，他肯定不会天天悬于床头案前顾影自怜，因为那画上压根儿就连影子也找不着。

　　毕加索对达达主义既想拉拢，又要攻击他的两难心态觉得好笑，他一方面与达达主义的一些很不错的画家诗人保持友好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毫不苟同他们的观点。他不留余地地说：“达达主义就是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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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2月4日，奥尔佳生下了儿子保罗。毕加索对自己的这个“复制品”十分感兴趣。他每天都要给小保罗画素描，而没有一张完全相同，可见他是详细地记录了儿子的生长变化过程。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毕加索丝毫不为达达主义的叫嚣所动，他以深厚的亲情和坚定的信念，创作了系列画《母与子》。

　　画中，母亲的眼睛虽然是向下看着孩子，可她温柔怜爱的目光却照亮了整个世界。那双手，修长、瘦削，它是一把锁，将战争、瘟疫、饥饿等一切灾祸都锁在了外面。孩子，你好好吃奶吧，你快快长大吧，你是妈妈的好宝贝……孩子仿佛听懂了妈妈的话语，他吐出乳头，抬眼望着，胖嘟嘟的小手摩娑着妈妈的下巴；妈妈尽量低下头，就着孩子，给他以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即使是古典主义大师、大大师，也难以画出这样的作品来。因为，在这些画里，技巧已经不是什么东西了，整个画面洋溢着的，倾诉着的，都只有一个字，那是全世界最深沉、最博大、最激动人心、最有力量的一个字——爱。这与他的早期成名作《科学与仁慈》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

　　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也变得更加稚拙纯真。1921年夏，他创作的《三乐师》即透露了立体主义的新信息。在这幅画中，毕加索力求造型简单，着色不分明暗，让人感到一种内在的旋律。人物的手不像过去老是夸大，而是缩小到极限，以突出庞大的身躯，画面反而显得明快、有趣。

　　毕加索在表达爱情、亲情、友情时，几乎全部使用纯粹的、经典的现实主义手法，融入画中的是他的信念、感激和依恋之情；而在表现自己对社会生活与人类命运的理解时，他则采取变形的立体主义方式，写在画上的常常是他的愤慨、忧虑和思索。毕加索与达达主义及其他主义的显著不同在于，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哗众取宠而求新猎奇，他热爱生活，忠实于生活，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他是生活的强者，是命运的主人。毕加索在同马利亚斯·德·萨伊阿斯的一次谈话中说：“我在艺术上采用过几种风格，决不能被认为是向一种不明确的绘画概念迈进的步骤。我并不指望找到终极的解决途径，那是愚蠢之至的想法。我从未做过试验和实验，每逢我有一种意思要表达时，我总是使用那些我认为适当的方式。不同的主题毫无例外地要求不同的表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