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佑元年（1034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曾授屯田员外郎，又称柳屯田。词作极佳，流传甚广。其作品仅《乐章集》一卷流传至今。描写羁旅穷愁的，如《雨霖铃》、《八声甘州》，以严肃的态度，唱出不忍的离别，难收的归思，极富感染力。

柳永一生都在烟花柳巷里亲热唱和，大部分的词诞生在笙歌艳舞、锦榻绣被之中，当时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轶事

奉旨填词柳三变：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北宋仁宗曾批评他：“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将名字抹去。柳永自称：“奉旨填词。”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据说完颜亮读罢柳永的《望海潮》一词，称赞杭州之美：“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隔年以六十万大军南下攻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并且柳词可分俚、雅两派。

风流才子柳永的沉沦

评说柳永，不管你怎样看待，也得承认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风流才子。李白有才气，苏轼也风流。若要也才子，也风流，且把才气与风流玩得出云入画，游刃有余。恐怕李白与苏轼是难以望及柳永的项背。

柳永不仅是个风流才子，还是个屡试不中的补习生，常喝常醉的酒鬼，出没秦楼楚馆的浪子，仕途坎坷的小官，“奉旨填词”的专业词人，浪迹江湖的游客，自命不凡的“白衣卿相”，歌楼妓女的铁哥，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市井街头的自由撰稿人，惹怒皇帝的笨蛋，不修边幅的小丑，敢恨敢爱的汉子，无室无妻的光棍，创新发展宋词的巨匠。

想起柳永，自然会想起那流传千古的佳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仿佛看到江南秋色如染，烟柳画桥下水天一色。风帘翠幕里十万人家。重湖映青山，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云树绕堤沙，有兰舟催发。斜阳里，寒蝉凄切。满腔离愁的柳永正对着前来送行的两三个姑娘惜惜话别。泪眼看着泪眼，柳永低吟长诉：“断续残阳里。对晚景，伤怀念远，新愁旧恨相继。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地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

写得漂亮极致，情抒得极致漂亮。柳永的笔头流淌着阳光、春雨、丹青。他描绘的江南有声有色，有情有韵有味，让身处江南的才子也心驰神往。柳永的心头有天真稚气，柔情似水，激情似火。平仄声里，如杜鹃啼血，如秋雨打萍，溅得宋词好婉约。

也许是应了“文章憎命达”的条律，柳永的一生太倒霉。第一次赴京赶考，落榜了。第二次又落榜。按说，补习补习，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可不服输的柳永就是沉不住气，由着性子写了首牢骚极盛而不知天高地厚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姿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落榜了，不好好反思自己，却要说皇帝没有发现自己，政府遗漏了贤才。明明是一介布衣，偏偏要说自己是才子词人，是没有穿官袍的高官。特别让当局难以容忍的是结尾的一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年轻人真有些狂。自己落了榜，不知丢人伤面子，还故作清高，换什么“浅斟低唱”。

发牢骚的柳永只图一时痛快，压根没有想到就是那首《鹤冲天》铸就了他一生辛酸。落榜后的后生写了几句调皮的诗句本没有什么。问题是你不是一般的后生，你是柳永，你柳永的词凡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歌，就有人吟。柳永不知自己的名字和词作已经覆盖了远近的市井巷陌，楼堂馆所；不知道那带有磁性的词句和清新的韵律已经征服了天下的歌迷和追星族。更不知道，在某些阴暗的角落，有人在窥视他的行迹，有人在分拆他词作中的不安定因素。

几本关于柳词的书

没有几天，柳永的《鹤冲天》就到了宋仁宗手中。仁宗反复看者，吟着，越读越不是滋味，越读越恼火。特别是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真是刺到了宋仁宗的痛点上。三年后，柳永又一次参加考试，好不容易过了几关，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当仁宗皇帝在名册薄上看到“柳永”二字时，龙颜大怒，恶恨恨抹去了柳永的名字，在旁批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对手太强大了。被除名的柳永咽泪装欢，玩世不恭地扛着“奉旨填词”的御批招牌，浪迹江湖。深入歌楼舞场，堂而皇之地贯彻落实仁宗的圣旨，夜以继日地“浅斟低唱”。这一招，也够毒。他玩得皇帝羞辱难堪，喘不过气。

“奉旨填词”的柳永，玩着御批的“浅斟低唱”，竟反打正着的玩成了走红的大腕级巨星，玩出了响当当的名牌效应。最难得的是，歌舞场的辛酸和旅途的风雨成就了柳永的不朽和宋词的辉煌，奠基了他独树一帜的悲壮人生。这是柳永的大幸，更是中国文学的大幸。

秦楼楚馆，舞女歌伎，是个很资深又很敏感的话题。达官显贵，正人君子们凭着权势纸醉金迷在秦楼楚馆，醉生梦死在舞女歌伎群中。因为权力，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应该的。可转过身，回到殿堂、公馆，穿上官袍，带上乌纱，他们又以传统道德守护者的身份，污蔑，漫骂自己曾经作践过、蹂躏过的舞女歌伎，以显自己的文明儒雅，正人君子。柳永不同，也可能惟有柳永不同。他以善良、真挚的同情心体察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妇女，他放下傲视权贵的“白衣卿相”的架子，以心换心，和舞女歌伎做朋友，以满腔的真情温暖那些冷冰冰的心、滴血的灵魂。在世人泼满污水的地方，柳永看到了大宋王朝骨子里的污浊，看到崇高掩盖下的卑鄙。最肮脏，最卑鄙的地方，不是秦楼楚馆，而是富丽堂皇的宫殿。

直面生活，柳永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口无遮拦地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在《昼夜乐》中写到：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凭地难拼，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御街行》有句：朦胧暗想如花面，欲梦还惊断。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唯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

《凤梧桐》写到：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

……

真情，真爱，真词，真男人。

敢写，敢唱，敢为，敢叛逆。

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甜甜蜜蜜切切绵绵，难得的真情，传奇般的故事。在那充满着污浊，虚伪，欺骗，残暴的社会里，莫要说柳永为舞女歌伎们写词写曲，他们就是热烈地拥抱，疯狂地相爱，也是崇高的，清洁的，灿烂的。要说这就是柳永的沉沦，那么，这种沉沦太美了，太精彩了。它足使天下那些在权势和金钱的床单上进行的男欢女爱黯然失色。

“正人君子”们骂柳永沉沦，是因为柳永爱烟花巷。那么“正人君子”们真的就没有去过烟花巷吗？他们又是何等的德行，何等的禽兽。确实也有没去过烟花巷的正人君子。那么，他们在烟花巷之外就没有干过烟花巷的事吗？或者说，他们灵魂深处就没有对烟花巷的向往吗？有几个“正人君子”敢说不。

是清是浊，是黑是白，问题不在事情的本身，关键是要看是谁所为。权势，是权势者的魔杖，它可指鹿为马，可化腐朽为神奇。它对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有着强大的诱惑力。凭柳永的智慧和才华，完全可以为自己争得一些权势和名利。可犯傻的柳永就是不开窍，偏偏背离权势而亲近下层的歌女舞伎。

藐视权贵的大诗人李白，灵魂深处太想当官了。在《与韩荆州书》中肉麻地写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拍马拍到如此精湛和富有艺术色彩，真是非李白莫属了。后来跟着永王邻起事，差点丢了诗人的命。诗圣杜甫，看起来老实巴交，心里也非常想当官。冒着安史之乱的枪林弹雨，穿着麻鞋，跋涉几百里，追赶逃难的唐玄宗，其忠实，其理想可见一斑。就是高傲的王维先生，虽栖身终南山，心却在长安城中，时刻窥视着吏部的动静。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曲线的官场捷径。也清高，也实惠，也不用行贿。牛耳级的诗人，文人，端着酒杯，挥起笔墨，慷慨激昂地蔑视权贵，骄傲清高得像云中的白鹤，把世人玩的高山仰之，眼花缭乱，称仙称圣。压根看不到仙们圣们六根未净，抵不住权势名利的诱惑，砸不烂世俗红尘的枷锁，割舍不了长在自己心头角落里的毒瘤赘疣。铿锵而清高的言词下潜藏着比普通老百姓更大的官瘾和对权势的贪婪。

应该承认，屡试屡败的柳永也无法结扎了自己对仕途的向往之情。然而，与李白、杜甫的执着卖力，完全彻底地愿意搭着性命而献身官场的状态相比，柳永本能的“向往之情”也就微不足道了。在名利的试金石前、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一流的，口碑很好的大师、大家们绝对输给了沉沦者——柳永。

对官场自作多情，千方百计想挤进官场的文人，若不脱胎换骨地去无耻，去污浊，是很难与官人为伍的，也很难登上自己的理想之舟。一厢情愿地想当官的李白，官没当上，反而被流放夜郎。人死后，身边连一个处理后事的人都没有，够凄凉，够惨。终生效忠于朝廷，任劳任怨的杜甫最后竟死在一叶小船上，够可怜，够悲。而远离官场的柳永，虽无儿无女，却死在市民百姓和歌女们断肠的哭声中。歌女们把柳永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也很气派。为了纪念柳永，每年逢柳永的忌日，歌女们还要集中在一起召开“吊柳会”。柳永的死，虽没有人说他重如泰山，却是难得的幸福和温馨。风流才子，生生死死都风流。

千百年来，敢如此沉沦的惟有柳永，沉沦到如此精彩的也只有柳永。

几本关于柳词的书

《乐章集校注》薛瑞生校注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

《柳永词新释辑评》2005年中国书店出版

《柳永词选》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

《柳永》赵长征2006年10月五洲传播出版社

《柳永集》孙光贵，徐静校注2003年岳麓书社

柳永的感情：谢文英等

北宋仁宗时，有位名妓谢玉英，色佳才秀，最爱唱柳永的词。柳永才高气傲，恼了仁宗，不得重用，中科举而只得个馀杭县宰。途经江州，照例浪流妓家，结识谢玉英，见其书房有一册'柳七新词'，都是她用蝇头小楷抄录的。因而与她一读而知心，才情相配。临别时，柳永写新词表示永不变心，谢玉英则发誓从此闭门谢客以待柳郎。

柳永在馀杭任上三年，又结识了许多江浙名妓，但未忘谢玉英。任满回京，到江州与她相会。不想玉英又接新客，陪人喝酒去了。柳永十分惆怅，在花墙上赋词一首，述三年前恩爱光景，又表今日失约之不快。最后道：'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赋，试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

谢玉英回来见到柳永词，叹他果然是多情才子，自愧未守前盟，就卖掉家私赶往东京寻柳永。几经周折，谢玉英在东京名妓陈师师家找到了柳永。久别重逢，种种情怀难以诉说，两人再修前好。谢玉英就在陈师师东院住下，与柳永如夫妻一般生活。

后来柳永出言不逊，得罪朝官，仁宗罢了他屯田员外郎，圣谕道：'任作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从此，他改名柳三变，专出入名妓花楼，衣食都由名妓们供给，都求他赐一词以抬高身价。他也乐得漫游名妓之家以填词为业，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柳永尽情放浪多年，身心俱伤，死在名妓赵香香家。他既无家室，也无财产，死后无人过问。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情痴，凑一笔钱为他安葬。谢玉英曾与他拟为夫妻，为他戴重孝，众妓都为他戴孝守丧。出殡之时，东京满城妓女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

谢玉英痛思柳郎，哀伤过度，两个月后便死去。陈师师等念她情重，葬她于柳永墓旁。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摧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晚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蝶恋花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

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一作“凝眸”）。

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享单。终日恹恹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黄莺儿

园林晴昼春谁主。暖律潜催，幽谷暄和，黄鹂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

无据。乍出暖烟来，又趁游蜂去。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雾吟风舞。当上苑柳农时，别馆花深处，此际海燕偏饶，都把韶光与。

雪梅香

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渔市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

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可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无憀恨，相思意，尽分付征鸿。

彩云归

蘅皋向晚舣轻航。卸云帆、水驿鱼乡。当暮天、霁色如晴画，江练静、皎月飞光。那堪听、远村羌管，引离人断肠。此际浪萍风梗，度岁茫茫。

堪伤。朝欢暮宴，被多情、赋与凄凉。别来最苦，襟袖依约，尚有馀香。算得伊、鸳衾凤枕，夜永争不思量。牵情处，惟有临歧，一句难忘。

柳永词论

第一节柳词雅俗结合的风格

摘自《论宋六家词》（赵仁珪）

柳永（约980~1053）对词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内容的拓展、雅俗结合的风格的建立、慢词体制的创建三个方面。而雅俗结合的风格最能体现柳永继承与革新相结合的精神，也最受后人的关注，成为褒贬不一的聚讼话题。

一、如何说价柳词之俗

多数论者只盯信柳词之俗，并对其持强烈的贬斥态度，某些论者虽承认柳词雅俗结合，但贬其俗显然胜过称其雅。前者如《能改斋漫录》称柳词多'淫冶讴歌之曲'；《苔溪渔隐丛话》称柳词多'闺门淫蝶之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柳词格固不高';冯煦《篙寇词论》称柳永'好作俳体，词多亵渎”;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称柳词'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徐度《却扫篇》称柳词'声态可僧'、“为风月所使'；又云: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之人尤善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雕，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已然流俗好之自若也。

说得最为激烈的当属王灼的《碧鸡漫志》：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后者如李清照《词论》称柳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四库提要》称柳词'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说得最为分明者，莫如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长，善于叙事，有过前人。惟绮罗之态，所在多有，故党风期未上耳。”

这些批评实在过于片面。这倒不在他们只见其俗，不见其雅，而在他们缺乏'历史'的眼光。词的源头有二，一是唐五代的民间词，一是唐五代的文人词，而民间词还对文人词产生过直接影响，换言之，词的根本源头还是来自民间。这一点只需读一读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杨柳、竹枝词一类的作品就可以明了。民间词以俚俗取胜，文人词以儒雅取胜，二者本来各臻其致。但上述批评家却忽略了民间同的源头而只看重文人词的传统。当然，出现这种倾向也是有原因的，即民间词到宋代以后逐渐消亡，而文人词却不断发展，久而久之便会以雅为正声，而以俗为邪音。词之雅化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唯其漫长．才使人长期受它的熏陶，觉得本应如此。我们不妨简略回顾一下这一进程。

词雅化之始可首推到五代的'花间'词人。《栩庄漫记》云:'花间十八家，约可分为三派:镂金错彩，缛丽擅长，而意在闺帏，语无寄托者，'飞卿(温庭筠)一派也;清绮明秀，婉约为高，前言情之外，兼书感兴者，端己(韦庄)一派也;抱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李)一派也。'(《全唐五代词》卷五引)且不说李一派是否真的“近俗”，即以温韦而论，显然都是精工高雅的，只不过一个'镂金错彩，缛丽擅长'，一个'清绮明秀，婉约为高'而已。温庭筠确有些'意在闺纬，语无寄托”的词，但这些词着色浓丽，刻画精细，形象繁复，富于装饰美，正像欧阳炯《花间集序》所言:'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遍谐凤律'，一看即知为文人士大夫手笔。更何况他还有不少缘情体物、寄托婉深，如'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之六)之类的雅作，'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韦庄词更是'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同上)。与温庭筠相比，'飞卿下语镇纸，端已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同上)。总而言之，'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苔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七)与'端已词情深语秀'(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都是士大夫高雅能事之两极，是词摆脱民间俚俗，进入文人高雅圈的第一个里程碑。

接下来是以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南唐词不仅写艳情，而且抒真情，开始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拓宽了词的意境和内容。'南唐中主'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王国维《人间词话》)。至李煜以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后，一景一物，触处皆悲，最为凄婉，'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黄升《花庵词选》卷一)也，'所谓以血书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至此'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同上)，这是因为'温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诗薮·杂篇》）。请注意，词本产生于民间，按理说质朴俚俗的民间词才应是'当行本色'，但至李煜，诗化的抒情词一跃而变为'当行'，足见词文人化、雅化现象已多么强烈和普遍。

再接下来是以晏殊为代表的北宋初期词。'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冯延巳)。'(冯煦《篙庵词话》）'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特别是晏殊的词'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王灼《碧鸡漫志》）。甚至'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苔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引晏几道语)。不但不作妇人语，而且不作村俗酸腐语，'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王作篆。'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吴处厚《青箱杂记》）他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院溪沙》）之类的作品，不但善于捕捉纤细的感受，抒发深蕴的感情，而且能暗示出对人生所持的理性态度，已经是纯乎又纯的文人之词了。

说到晏殊与柳永之间的雅俗之别，不能不提及他们之间的一场正面冲突: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问:“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

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张舜民《画墁录》）

如前所述，斥柳词之俗，多始于北南宋之交及之后，唯独这一条为特殊，它出现于柳永同时。如果说晏殊之前的温、韦、后主等人还仅限于默默地发展雅词，那么到晏殊，则已公开的贬斥俗词了。至此，雅俗之争已被明确地提出。

到北宋中期苏轼等人笔下，是尚雅还是尚俗，已成为不成问题的问题，俗词已被雅调排斥得毫无市场。在词人的本能意识中，词似乎本应是一种'要眇宜修'、言长意永的新诗体，而优雅婉约本应是它的基本风格。这时的有识之十所关心的不再是鄙俗之风是否已荡除干净，而是如何在尚雅的领域内开辟新天地，在婉约的一统天下另树新风格。最成功的实践者就是苏轼。'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问)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过词序》）不但柳氏之俚俗已匍匐于脚下，就连温氏之艳丽也服膺于堂前。

再到北宋末、南宋初，人们就以回顾历史、盖棺论定的口吻来谈俗论雅了，这就出现了前边所引的种种评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满柳永之俗的论调多出于两宋之交以后，而此前只有晏殊曾明确表示过不满。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论定历史时，缺乏历史的眼光。他们始终生活在文人词占统治的时空中，因此就只以文人词的模式来评价柳词，他们距柳永最近的也将近百年。不要小看这近百年的差距，它正是词诗化、雅化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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