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禁烟问题上，魏源积极支持严禁派，主张对鸦片的输入与吸食采取严禁的措施。他指出，鸦片是“民财之大漏卮”，认为“鸦片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闾之壑”①，必将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又指出：鸦片烟“醉我士女如醇浓，夜不见月与星兮，昼不见白日，自成长夜逍遥国”②，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以后他在《海国图志》中更指出：“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因此他要求严厉打击鸦片走私贩和坚持不改的鸦片吸食者，以收“惩一儆百”之效，并痛斥弛禁派是一伙不顾国家兴亡的民族败类。

鸦片战争爆发，魏源坚决主张抗战，当时他在浙东沿海，随后加入署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参预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正当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他写成《圣武记》，记述了清皇朝前期的一些重大军事活动，企图以此激励清朝统治者振兴武备，抵抗外来的侵略。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悲愤至极，从而认识到“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而欲“知夷情必(先)知夷形”。还在战争进行时，他就曾到宁波亲询英俘安突德，据其口供写成《英吉利小记》，以后他又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西洲志》的基础上，参考历代史志，广泛搜集当时传入中国的外国史地著作、地图，编写成当时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十二月完成五十卷本，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订为六十卷本，刊行于扬州。到咸丰二年(1852年)又增补成一百卷本，刊行于高邮州(今江苏高邮县)。《海国图志》不仅介绍当时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理、历史以及科技发明等，而且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一套战略策略。与此同时，他写成《夷艘寇海记》(以后略有补充，被后人附入《圣武记》，题作《道光洋艘征抚记》)，对鸦片战争的发生和经过作了忠实和全面的记载，无情地揭露英国侵略者的罪行，暴露统治集团腐败无能造成战争的失败，痛斥投降派的无耻卖国；同时态度鲜明地肯定和赞扬林则徐等抵抗派、爱国将领的功绩，反映人民抗英斗争的巨大作用，给后人留下了鸦片战争的当代信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魏源参加礼部会试，中第十九名贡士，由于当事者说他的试卷不工整，罚停殿试一年，第二年补行殿试才成进士，同年八月分发江苏，任东台县知县，道光二十七年入江苏巡抚陆建瀛幕，旋任高邮州知州。二十八年游历了东南各省，亲到澳门、香港等地访查收集有关资料，增补《海国图志》。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至扬州，魏源倡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对抗太平天国。不久，因宿怨故被人弹劾“迟误驿报”而免职。咸丰四年，清廷恢复他高邮州知州职，魏源以“世乱多故，无心仕宦”，辞而不就。晚年，隐居杭州，潜心学佛，思想趋于消极，“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咸丰七年(1857年)病死于杭州。

魏源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和诗人。

他和龚自珍一样，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③他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④。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观点相一致，提出“义民可用”的主张。他从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中得到鼓舞。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满怀激情地以“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诗句⑤，热情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愤怒声讨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经，并在《海国图志》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有效地进行抵抗，他反对“浪战”，而主张“以守为战”。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⑥，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设阱以待虎，设以待鱼”，以歼灭来犯者。这种相信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抗敌的积极性来组织反侵略武装力量，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切合于当时敌强我弱，敌寡我众的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对付侵略的重要方法。他在《海国图志》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口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⑦，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使之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震聋发聩的重大影响，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目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加以学习，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后，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兴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凤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主张以后“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还倡议“立译馆翻夷书”，并“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⑧，以奖励科学发明。他认为这样做，即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他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国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资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指出只要经过努力，若干年后，必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一定能富强起来，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⑨。又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可垂奕世而无弊”⑩。在封建****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

此外，魏源在《海国图志》、《圣武记》中还揭露了沙俄的侵华野心。他尖锐地指出：“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侵食东南”，提醒人们在反抗来自沿海的入侵者之外，不应忘记在大陆北方所存在的威胁。

综上各点，魏源不愧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先进人物。魏源的主要著作除上述《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外，尚有《元史新编》、《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老子本义》、《孙子集注》、《书古微》、《诗古微》等。近年中华书局所编《魏源集》选录了他的短篇论著和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