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将军 周立波

作者:佚名 字数:4085 阅读:112 更新时间:2011/04/17

徐海东将军 周立波

在河北某县,会见了徐海东将军。这时候,他率领的部队正打退了从平山、并陉出来攻击他们的两千多敌人,他应该欢喜。可是他并不。在他欢迎宾客的象南方三月的春风一样温和的微笑里,隐约的有一抹忧愁的痕迹。我们是初见,虽然他是一个显得那么易于接近的人,却也不能一开口,就问他的心事。

  几年以前,他的家被毁了,他的家人完全被杀。他是想起了他的家和家人难受吗?这显然不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虽然是悲惨,却已经被时间和民族解放事业冲谈了他的悲伤。他有心思在这种军书旁午的紧张的时刻,突然想起了家,为它忧戚吗?这显然不是。

  他曾经八次负伤,右腿上中了四弹,右臂上中了两弹,左臂上中了一弹。脱下衣裤时,浑身布满了枪弹的进口和出口的伤痕。最危险的一次是一粒子弹从左眼下面的脸颊打进,从左耳朵后面打出;左耳的听觉神经毁掉了。如果子弹向脑子这边稍微偏一点,世界上就没有他了。

  他很幸运,逃脱了八次死的危险。但毕竟因为负伤过多,流血过多,--一个人能流多少血呢?--身体衰弱了。最近,因为在剧烈的战斗中,过度的操心和过度的奔走,他已经吐了两个礼拜的血。是因为身体虚弱,他感到忧伤吗?也显然不是。第八路军的将领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常常是并不多加考虑的。有许多人的脑子,是生来只想自己的事情的。有许多人的脑子,却正相反,好象专为思考大家的事情而生的一样。徐是属于后一种人。徐爱延安,那里有许多他的老友,那里的风习他很喜欢,而且在那里,有他唯一的两个家属,他的妻和小孩。这次吐血最厉害的时候,他曾去电请假,以他的这种情况,要得到珍爱部属的朱总司令和任强时主任的准假,是容易的。回电立即来了,同意他到延安休养,但这时他的病稍微好了一点,而军务又那么繁忙,他脱不得身,留在那里,抱着病来指挥战事。显然,为了自己身体健康而忧愁,对于他这样的人,是不相称的。

  那末,他今天这隐约的忧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从上午到夜晚,一直到由于我们的谈话渐渐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信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流露了优愁。

  这次洪子店的战事,他的部队给了敌人巨大的伤损,敌人死亡四五百。但他们花的代价也不轻,死伤近两百,而且死了一个年轻勇敢和他一道工作有几年历史的干部。悲悼战死者,悲悼那象一个家属的成员一样的他的同志,他无意中流露了忧伤。

  用家属来形容徐的部队,是恰当的。他们上下的关心,正和兄弟的关心一样。在偶然讲到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天天有战争,他们的豫鄂皖边区,因为人数少,所以每一次战斗,全军都参加,“枪一响,全家都来了。”他自己也是用“家”这个字眼来叙述他的部队的。

  在这种不只是有工作关联,也有浓厚的战友之谊的部队里,牺牲了一个同志,特别是一个得力的同志的时候,那是久久不能消散的一种忧伤,一种悲痛啊!

  虽然在这种情况中,徐海东同志也给了他的宾客最好的招待。我所指的招待,不是他的别致的晚餐,他的梨和在那里难得的桔子,而是他的亲切的微笑和朴实的谈话。

  坐在一个正月寒夜的炉火之旁的,就是这位使敌人胆颤的名将。传说中,他是那末勇敢;想象里,他是应该有些粗鲁吧,事实却相反,他倒象个温文儒雅的书生,有浑圆的脸孔和灵活的眼睛,笑起来,左眼下的枪伤,象是生在上颊的一个酒靥。和一切实行家一样,他不大多说话,所有关于政治和组织的问话,他都让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回答。黄是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可能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们以前在五台见过,这回是第二次相见了。

  让我们终止这种旁涉罢。徐海东同志是那样的寡言,也许,那一天是特别的吧,他的吐血才停止,讲多了话,头要昏的。黄克诚这样告诉了我,而这个,也是他代他回答许多问话的原因罢。

  关于自己,徐海东同志只说了一句,“我是湖北孝感的窑工。”一切其他的话,都是谈的战士的疾苦。他是这么叫个一刻不忘他的同志们的痛苦的将领。他使人感到:虽然他的家人全受了难,自己负了八次伤,最近又吐了两个礼拜的血,但这一切的不幸似乎都比不上目前他的同志们的痛苦。“在这样冷的天气,”他说,河北正月的天气常常在冰点以下二十度,“我们的战士还没有棉衣,还穿着单衫。我们一个连,只有两件棉大衣,是给放夜哨的哨兵交换来穿的。”

  我听说,正太路南面给他们预备了一千多件大衣,但是运送的时候,需要过多的牲口,很难过铁路。他们原可以买到布,自已来做,但是没有钱。

  “我们三个月没有发饷了,”徐继续说,“我们的战士,要吸一点土烟,都没有零钱。我们总是用‘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来克服一切困苦和艰难。战士们在这个口号下面,情绪都很高。洪子店的战事,我们站在有雪的山头上的同志,手冻得扳不得枪机,但还是站着,没有退一步。”

  徐的部队是忍受了极大的艰苦的部队,同时也是极强韧极勇敢的部队。抗战以来,他们从雁北,从繁峙、代县,打到崞县、原平,再打到孟县,再打到河北,转战几千里,象游龙一样。在平型关,在魁关岭,在洪子店,几次打败了敌人,而他们的战士却没有零钱买一点土烟;在雪山之上截击敌人的时候,因为衣服太单薄,手竟冻得扳不得枪机。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打击敌人。“抗日高于一切”,高于一切生活的问题,高于一切个人的痛苦。

  在我们来到徐的旅部的途中,遇见他的一团人,开往前线去。战士们胸前佩着一个或两个手榴弹,背着步枪和军毯,还背着一个白布口袋,装的小米,是他们四天的粮食。去吧,祖国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胜利!你们的武装不完全,口粮不丰富,但以你们的勇敢,你们是可以缴到敌人的枪械、子弹、罐头和饼干的。“我们的兵工厂在东京”,“我们的粮站也是在东京。”

  到夜深,徐去了。我就残烛的余光,在我的日记本子上写了下面几句话:

  “二十六日晨到徐海东同志的驻地。与徐谈甚洽。他是湖北孝感的窑工,有工人的坦白、纯厚、和穆的性格,非常的勇敢。他的部属都信赖他,而且爱他。是稀有的工人出身的将领。有满含智慧的大眼睛和以前很结实、现在因为负伤过多而变得虚弱了的身体。他爱骑马。为了驰马,曾跌掉两颗门牙,现在补上了。

  “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奇异的人,徐海东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滹沦河畔的梨子好吃,水汪汪的,而且清甜。小花生却不行。”

  有一件事我没有记在日记里,心里却还没有忘记。卡尔逊替徐拍好小照后,我们在充满阳光的田间散步。河北的西部多荒山,大概还是太行山的余脉罢。在冬天,北方的山野,只有黄色的尘沙和黄色的山地。麦子还没有长起来,点缀于田野间的唯一的青色的东西,是扁柏树。

  “这地方,这一种树多。”徐说,他忽然注意了自然景色,而且由于这一注意,奇妙地联想到了人的年纪。田守尧同志的年纪他知道,他又问了我的年纪。

  “你多大了?”我问他。

  “三十八岁,老了。”

  他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奇异。

  “不是事业已经开始了吗?”我老实地反问了这么一句,这无异于同意他是“老了”。

  实际上,谁都知道,象他这样的年纪,在我国还不算老,在别国,更有人生四十才开始的成语。使他感到老的,显然是长久的中国的苦难。多少年来,特别是现在,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他和象他一样的人们不绝地埋头在困苦艰难的斗争里,不知道昼夜,不知道休息,一旦有间歇,偶然地抬起头来,才惊讶着消逝于困难的环境之中的生命,是这样的多了,由于这个引起的超越了实际年龄的一时间的苍老的感觉,也是自然之理罢。

  第二天,他要转移了,我们也要到别的地方去,紧紧地一度握手后,我们分路了。在他的部队的中段,他和田守尧同志并排地在马前走着。这时候,他又是一个英武的将军了,和昨天完全两样。

  当我回到南边时,已经是春天了。平汉车过孝感时,我看见车窗之外,在我们的窑工的故乡,梅花已经开放了。而在他现在所在的北方,还是雪吧?凭着这薄暮里雪白的梅花,祝福还在雪中的北方的战士,祝福我们的英勇的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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