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深 教之严 徐文伯

作者:佚名 字数:3190 阅读:74 更新时间:2011/04/17

爱之深 教之严 徐文伯

我爸爸徐海东,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已经含冤去世十多年了。我每想起爸爸的时候,总要念起他老人家对我的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

  爸爸长期为革命出生人死,驰骋疆场,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从一个穷窑工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我生于部队,长于部队。爸爸不论在戎马倥偬的时候,还是到后来由于九次负伤而不得不休养的时候,对我的管教始终是抓得很紧的。他是我真正的第一位老师。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爸爸就给我规定了一条纪律:每次外出必须向爸妈请假,回来还得销假。每天晚上,爸爸还要我向他汇报这一天做过些什么,学了点什么。我在七机部工作的时候,单位离家四十里地,靠登车子往返。晚上遇上单位里开会或其他活动,要深夜才到家。爸爸还是在等着,要让我把这一天的情况向他说了才睡。我没到家,他是睡不着的。爸爸这样,对于我来说,该是多大的温暖啊!他的爱浇灌着我的心。但这同时也象给了我一面生活的镜子,促使我必须经常检点自己,切莫做爸爸不让做的事,让爸爸放心。

  爸爸一生光明磊落,性格爽朗,敢于说真话,最恨讲假话。他也一直教我要这样。要是我在汇报中撒了谎,他是不允许的。有一次,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没请假就与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回家晚了。我怕爹妈批评,就撒了一个谎,说因电车停电耽误了。爸爸发现我说话的神情不大对头,请警卫员去了解,知道我说了假话,就生气的把我叫去,要我站到一边去想想我说假话对不对,为什么要撒谎。半小时以后,我走近他,检讨说:“爸,我错了,撤谎是不对的,今后保证不重犯。”这时候,爸爸的脸色转和善了,说:“孩子,你该知道,讲假话会把你毁了的。你一定得做老实人!”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撒谎了。不过,那时候我心里却嘀咕,丁点小事就这么认真,爸爸对我未免太严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越来越明白爸爸做得对,该从小事抓起,要小题大做。小事不抓,可要大事犯过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着“四人帮”的凶横,我坐在牢里都没讲一句假话,这是爸爸教我的。

  爸爸的老战友常说他“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者头”。的确,爸爸打起仗来,浑身是胆,对敌人狠极了;可是对同志却一视同仁,没半点架子,亲呢得象一家人。平时他也总是用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教育我。一次,爸爸正在休息,睡着了。一位通讯员来给爸爸送信,妈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让通讯员回去了。爸爸醒来,见信不见通讯员,很不高兴,批评妈妈没有群众观点,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一定要让他们来见我,我要见到他们。”他身边的随从人员如警卫员等,他也是不准我叫名字的,年岁大的非得叫叔叔,年岁小的也必须叫哥哥。一位警卫员叔叔跟我开玩笑,我当真了,急得顺口骂了他一句。爸爸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还让妈妈带我去向那位警卫员叔叔当面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自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我家的生活条件宽裕多了,但爸爸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丢。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破了补,补了穿;被子也非用到不能再用时才换新的。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句:“您这不有点象叫化子?”爸爸批评他说:“什么叫化子不叫化子的,穷人就不光彩了?你这是忘本!”见爸爸老是那么朴素的穿着,我也就不爱穿新衣服。我上北京念书的时候,妈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我怎么也不好意思穿出去,还是愿穿供给制时部队上发的衣服,那上面尽管有补丁,可穿着觉得舒服。我要结婚了,爹妈给我做了两套料子好一点儿的中山装,我也一直让他躺在箱子里没穿,现在人胖了,已经小得没法穿了。我上学的时候,爹妈每月给我的零用钱,我也舍不得乱花,剩下了就存银行,到学期结束,又全数上缴给爹妈。爹妈为了使我长好身体,也注意我的营养,可爸爸总是提醒我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就更不该享受了。给你吃好一点,是为了把你的身体搞好,到将来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你享受好一点儿,是欠了人民的债的,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去偿还这笔债。”他还说:“人好歹不是天生的,天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来红’,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要自以为特殊。要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你受党和人民的教育多一些,政治觉悟该比别人高一些,要求该比别人严一些,别的任何特殊都是不应该的。”因此,我十六岁还在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爸爸就要我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要我按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还要向党组织打申请入党的报告。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十八岁那一年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爸爸很高兴,送给我一本党章,并亲笔在扉页上给我题了字。他说:“你一定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忘记了自已是个共产党员。”

  考验终于来了。一九六五年,我们单位原是部队编制,要改为非部队编制了。部队对我的教养,使我舍不得脱下军装啊!想调到别的部队单位中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为自已打算呢?你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决定,万万不能搞特殊!”是啊!爸爸他自己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毛钱的票子在茶怀底下。一年夏天,他去怀仁堂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回去;总理为了让他有一个固定的适合于养病的地方,一再要为他盖一所房子,他也坚决谢绝了。象爸爸这样对革命有大功的人,都不要特殊,我能吗?爸爸的榜样给我以力量,使我战胜了私心杂念,不再要求调动了。我要求在脱下军装以前,爸爸跟我合拍一张相片留念,爸爸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管教我固然很严,但对我也讲民主,常征求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意见对的他也接受。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儿听到反映,说我在单位里搞特殊,就狠狠地批评我。这不是事实,是别人传错了的,我受不了这委屈,私下哭了。后来爸爸问我对他有啥意见,我说爸爸主观,听了反映不调查研究就批评人。爸爸接受了,并说遇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意见时,还是要采取“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

  爸爸是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永远与我同在;他的那一颗火热的心,也永远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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