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枫桥夜泊》

前两年就听到有人对这首诗中的“乌啼”“江枫”“愁眠”作了考证，初听觉得很新鲜，同时也对自己过去望文生义的理解感到惭愧。然而听得多了，不觉产生了一点疑问：这些考证是可靠的吗？是必要的吗？它究竟是提高了这首诗的艺术价值，还是贬低了它？

我以为，这首诗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不在于如考据家所认为的在两句诗中罗列了三座桥和一座山，而在于诗人以匠心独运的杰出才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色彩鲜明、情景交融的夜泊图画。你看：凉秋夜半，霜气逼人，月亮下去了，耳听几声乌鸦的惊叫，眼看江岸的丹枫和江中的渔火，船中的旅客不禁惹起了乡愁，久久不能成眠。而寒山寺的半夜钟声，又远远来叩旅人的心扉……这样一幅美妙而独特的图画，使千古读者，不知不觉好像亲临其境，和诗人一起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怀。

可是现在有人说，这幅图画不对了。首先，“乌啼”不是乌鸦叫。因为“乌鸦的习性，在日落之后黎明之前是不啼叫的”。那么“乌啼”是什么呢？他们考证出，“乌啼”者，“乌啼桥”之谓也。说是在寒山寺西三百米处，有一座乌啼桥。“据寒山寺住持说，乌啼桥建于隋大业七年，毁于清同治年间”。因此断定，诗中“月落乌啼”，说的是“月亮向乌啼桥那方向落下去了”。──此种说法，我觉得远不是无懈可击的。在一般情况下，乌鸦确实不在夜间啼叫，但不等于说乌鸦夜啼的情况绝对不会有。大家都知道，乐府中就有《乌夜啼》的曲名。传说刘义庆因事触怒文帝，被囚于家。其妾夜闻乌啼，以为吉兆。获释后遂作此曲。又，乐府琴曲歌辞有《乌夜啼引》，传为魏何晏①〔何晏（？—249）〕三国魏玄学家。之女作。此外，唐教坊曲及后来的南北曲都有《乌夜啼》曲。我们能不能用“乌鸦的习性”把这些曲名和传说故事全部勾销呢？曹操在他的《短歌行》里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之句，我们能不能以“乌鸦的习性”夜间栖宿于巢中不出为由去考证一番，说这月明之夜南飞的乌鹊是一种别的什么夜游鸟呢？事实上，夜间栖宿巢里的乌鸦，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受到什么惊扰，是会飞起来、叫起来的。其次，你说乌啼桥建于隋大业七年，有何文献史料为证？如无文献史料可证，安知这乌啼桥不是在《枫桥夜泊》脍炙人口之后，由好事之徒命名的呢？须知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比如在梁祝故事普遍流传之后，在不同的地方，出现过多少个祝英台读书处和梁山伯墓、梁山伯庙啊？第三，桥在河上，位置较低，揆情度理①〔揆（kuí）情度理〕按照一般情理推测揣度。，不可能使人产生月亮从那个方向落下去了的印象，除非你那座桥是建在突起的小山冈上的专给诗人写“月落乌啼”用的怪桥。

对于“江枫”的新解尤其牵强。我没有作过调查，不知道寒山寺前是否真有两座并排的姐妹桥，一座叫江村桥，一座叫枫桥。就算有这两座桥吧，诗人怎么会把它简称为“江枫”写入诗中？显然，把江村桥和枫桥合并简称“江枫”，不仅不合古人的习惯，甚至也不合最会滥用简称的今人的习惯。像这样的简称，除了诗人自己，还有哪个能懂？再者，诗是要讲究形象和意境的。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简称，究竟有什么形象和意境可言？有什么美感可言？可以说，除了留给一千几百年后的好事者作考证文章之外，什么意义也没有。最后，这个“新解”如果能够成立，那么，这首诗的题目也应当改为“江村桥枫桥夜泊”了，这行吗？

对于“愁眠”，新解者也有发现，说是“运河西岸，对着寒山寺大约两公里远有两座山，一座叫狮子山，另一座叫愁眠山，又名孤山。”所以，新解者认为，“江枫渔火对愁眠”，就是江村桥、枫桥、渔火，对着愁眠山的意思。我觉得，给这么一“解”，这句诗就索然无味了，整首诗也索然无味了。近来有些同志在那里大声疾呼：诗中要有一个“我”在，没有“我”就没有诗，没有文学！这说法对不对暂不去说它。单就《枫桥夜泊》这首诗而言，确是有个“我”在的。这“我”就在“愁眠”二字上。这个“我”，实为一篇主宰，全诗命脉。有了这“愁眠”的“我”，月落、乌啼、霜天、江枫、渔火、钟声才有了活力，才染上了主观感情的色彩，才生出一种动人的意境。若把“愁眠”解释成两公里外的一座孤山，“月落”等等就全变成死的了，全诗也就变成死的了。如此，“夜半钟声”也变成没来由的了。须知，“钟声”到客船，实际是到客船上的“愁眠”人耳中。船是无知之物，它管你钟声不钟声呢？

因此，我认为，若是把“愁眠”解释成一座山，只会把全诗意境破坏无余，只会把这诗篇给糟蹋了。这种解释法是不足取的。也许考据家会说：“明明对着寒山寺大约两公里远有座愁眠山，你有什么理由说张继不是写的它呢？”我还是那句话：你有什么文献资料可以证实那座山在唐朝就叫愁眠山呢？如果没有，那么，安知它不是在张继这首诗出名之后，被好事之徒附会命名的呢？事实上，考据文章所谓“愁眠山又名孤山”一语已经透露了消息。不妨查究一下：这座山究竟是“又名孤山”还是“原名”孤山呢？如果是原名孤山，那么，“愁眠”之名，是后人附会上去无疑。如果真是“又名”，为什么要在唐时就已著名的（如果不著名，张继船过姑苏，就不会知它名，当然更不会把它写进诗篇了） “愁眠”之外，再起一个“孤山”的“又名”呢？这倒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新解”还有一说：“渔家既然掌灯，那‘眠’字就无从解释了。”所以只好把“愁眠”解作一座山。我却看不出渔家掌灯和旅客在自己船上“愁眠”有什么“无从解释”之处。难道渔家掌灯之后就不许旅客睡下？或者，旅客睡下之后就不许渔家掌灯？

总之，我觉得，这样的“新解”，把一字一词都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结果就会使诗的意境全失，兴味索然。这样的考证、新解，即使不是牵强附会，也是以牺牲诗的艺术为代价的。老实说，作为一个唐诗的读者，我很不赞成这种“新解”。我希望，作这样考证和索隐的，只是那些旅游业的实干家。他们为了给寒山寺附近的名胜古迹招徕①〔招徕（lái）〕招揽。游客，去作这样的索隐和考证，以及给《枫桥夜泊》作出这样的“新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希望文学研究者不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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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夜泊》传诵千年，前人评说很多。但把“乌啼”“江枫”释为“桥”，把“愁眠”释为“山”，则绝无仅有，真可谓“新解”。本文对此提出质疑，不但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首诗，还教会了我们如何欣赏诗。阅读本文，想一想，作者反驳了哪几种“新解”？是从哪些方面反驳的？为什么总是联系诗的形象和意境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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