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做人要有仁爱之心

汉文帝崇尚仁爱

　　唐太宗仁爱治国

　　疏广散财播仁爱

　　乔致庸利从仁爱来

　　丛飞爱心撼中国

　　救人一命荣华一生

　　讲究仁爱才算真成功

　　“爱人者，人恒爱；敬人者，人恒敬。”这句贤文意指一个人只有真诚地关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永恒的爱；一个人只有真诚地尊敬别人，才能得到别人永恒的尊敬。相反，如果一个人不爱别人，那么也不会得到别人的爱；如果一个人不尊敬别人，那么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尊敬。爱与敬是双向的，没有播种就不会有收获。因此这句贤文启迪我们，做人要有仁爱之心，正像一首歌词所唱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关于仁爱的格言警句，《增广贤文》中还有不少，如：

　　尊师以重道，爱众而亲仁。

　　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

　　千里送毫毛，礼轻仁义重。

　　仁能善断，清能有容。

　　骨肉相残，煮豆燃萁；兄弟相爱，灼艾分痛。

　　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则盛德日新；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则孝行自笃。

　　这些贤文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做人要讲仁爱的道理。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对仁爱做出过深刻的论述，曾大力宣扬“仁”的学说，认为“仁”即“爱人”，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儒家思想长期占据我国历史的统治地位，仁爱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仁爱思想被历代贤哲智士不断弘扬光大。仁爱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仁爱讲究奉献，不求索取；仁爱提倡扶危济困，尊老爱幼。仁爱作为一种做人的美德，成为古今中外各界人士所崇尚的行为：

　　孟子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

　　佛祖释迦牟尼说：“恨不止恨，唯爱止恨。”

　　证严法师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以爱的人。”

　　李嘉诚说：“慈善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我的义务，而是我的生活方式。”

　　汉文帝崇尚仁爱

　　作为一国之君，如何治理百姓和国家，是历代都非常重视的问题。显然，以“仁爱”治天下是最符合儒家道德传统标准的。在《孝经·天子章第二》中，孔子就论述了天子如何以仁爱治天下的具体要求：“天子要对百姓仁爱，不施行暴政；要对百姓尊敬，不能傲慢。对百姓的仁爱和尊敬要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以德孝对待百姓，施行天下，这就是天子之孝。”也就是说，天子只有对百姓仁爱、尊敬，才能深得人心、巩固政权，这是天子最大的孝道；否则，百姓造反、江山改易，就会成为天子最大的不孝。因此，明智的帝王都把施行仁政作为自己的至高境界。

　　因“文景之治”而名垂史册的汉文帝刘恒，是中国历史上以仁爱治天下的典型。

　　汉文帝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早年被封为代王。当刘邦去世、吕后发动宫廷政变，刘、吕两大集团权力纷争的时候，刘恒的母亲薄氏带着幼小的刘恒，离开了宫廷这一是非之地，来到远离京城的代王封地。薄氏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教育刘恒读诗学经，为人处世。刘恒从小就深受仁爱思想的熏陶，不仅学到了许多治国之道，而且懂得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

　　吕后驾崩，周勃、陈平率刘氏集团剿灭了吕氏全族，经过对刘氏集团人才的考核，最后决定拥立代王刘恒为帝。刘恒即位时，汉朝国力还很贫穷，大夫以下只有牛车坐。汉文帝施行仁政，终于使天下大治。具体措施有：

　　要求朝廷百官和地方守令重视农业，劝民农桑，薄徭役，减赋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汉文帝13年，还免除了全国一年田地租税，这在中国封建史上是很少有的。

　　鼓励人们向朝廷提意见，即使咒骂皇帝也不治罪，这在中国封建皇帝中也是极其罕见的；恢复春耕前皇帝亲耕的制度，为天下做出表率。

　　提倡节俭。汉文帝生活极为简朴，他在位24年，宫室、园林、服饰和御用器具没有什么增加。据史书记载，汉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曾取消了建造露台的计划。汉文帝还穿粗糙的丝绸衣服，并规定宠妃的衣服不许拖地。

　　此外，汉文帝还废除了断肢、割鼻、刻肌肤等肉刑，减轻了笞刑，并要求官吏断案从轻，只求大指，不求细苛，使全国刑狱大减。

　　经过这一番治理，汉朝的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府库充盈，政通人和，百姓乐业，汉朝的政权得到了巩固。文帝之后，景帝刘启继续文帝政策，父子共同开创了被誉为前汉盛世的“文景之治”，为后来汉武帝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据说汉文帝死前还告诫太子，自己驾崩时不要禁止百姓娶妻、祭祀、饮酒，不要万民恸哭，显示了仁爱贤明的帝王本性。刘恒死后，谥曰“文帝”。在历史上，死后谥号为“文”的皇帝并不多，因此有史学家评价400年的汉朝时，有“功莫大于高祖，德莫厚于汉文”之说。

　　唐太宗仁爱治国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明君，也是一位富有仁爱之心的皇帝。唐人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记载了几个事例，足以说明唐太宗是一位以仁爱治国的皇帝。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妇女幽禁在深宫中，情况实在可怜。隋朝末年，无休止地搜求选取宫女，以至于皇帝临时居住的离宫别馆，甚至不是皇帝驾临的处所，都聚有很多宫女。这都是浪费百姓财力的做法，理应废除。而且宫女除了洒水扫地以外，还有什么用呢？现在我打算放她们出宫，任由她们选择丈夫。这不仅可以节省费用，同时使百姓可以休养生息，而且也可使她们各自成全自己的性情。”于是后宫前后一共放出3000多人。

　　贞观二年，关中一带干旱，发生了大饥荒。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都是国君的罪过。我德行不好，上天应该责罚我，百姓有什么罪过，要遭受如此的艰难窘迫？听说有人卖儿卖女，我很可怜他们。”于是派御史大夫杜淹前去巡查，拿出皇家府库的钱财赎回那些被卖的儿女，送还他们的父母。

　　贞观十九年，太宗征伐高丽，驻扎在定州。太宗驾临城北门楼安抚慰劳将士。有一个士兵生病，不能进见，太宗下诏派人到他床前，询问他的病痛，又敕令州县为他治疗。因此将士都高兴地愿意随从太宗出征。等大军回师，驻扎在柳城时，太宗又诏令收集阵亡将士的骸骨，设置牛、羊、猪三牲为他们祭祀。太宗亲自驾临，为死者哭泣尽哀，军中将士无不洒泪哭泣。观看祭祀的士兵回到家里说起这件事，他们的父母说：“我们的儿子战死，天子为他哭泣，死而无憾了。”太宗征伐辽东，攻打白岩城时，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乱箭射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排毒，将士无不受到感动和鼓励。

　　李世民以仁爱治国，示范官吏、深得民心，无疑为唐朝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

　　疏广散财播仁爱

　　有智慧的官吏，非常注重培养仁爱之心，广布仁爱之德。因为他们知道，具有仁爱之心容易得到上司的欣赏和百姓的爱戴，有可能官位长保，即使退位后也能得善终。一个官吏如果缺乏仁爱之心，不会有好下场。

　　西汉时，有位叫疏广的人，很有学问，曾在朝廷担任博士，后来还做过皇太子的老师，地位极其显赫。当他告老还乡时，皇帝和太子赐给他很多金银钱财。

　　疏广回到家乡后，把这些赏赐都分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们，既没有为自己购置田产，也没有将这些钱财留给子孙。有人劝他，但疏广却说：“这些钱财是皇上和太子赐给我的，我要将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至于子孙今后的生活，不能依靠我，而要靠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他们如果有出息，就不需要我留给他们钱财，如果他们没有出息，我留给他们的钱财越多，就会害他们越深。你们说我还需要留钱财给子孙吗？”

　　疏广的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无不点头称是。

　　乔致庸利从仁爱来

　　经商的本质是互赢互利，只有双方都从中得利，买卖才能长久做下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李嘉诚是当代华人的首富，也是当代的商圣，他曾这样谈论经商之道：“你我双方做生意，如果我赚你亏，你不会干；如果你赚我亏，我不会干；只有你我双方都能赚钱，生意才能做下去。其实经商的秘诀就是这样简单。”李嘉诚把经商之道说得多么通俗简单，不愧为当代华商之圣。

　　清代著名的晋商乔致庸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一颗仁爱之心。乔致庸以天下之利为利，开票号实现汇通天下的目标，不是为了自己发大财，而是为了方便天下商人。开拓武夷山茶路不仅是为了自己发财，更多的是考虑如何解除广大茶农的生活之困。当有人出高价收购他经营的茶市时，他毅然撤出，这是一般的商人很难做到的。大灾之年，他开粥棚救济十万灾民，家人与灾民同锅喝粥，为了支撑粥棚几乎倾家荡产。

　　在乔家门前，常年拴着3头牛，谁家要用，只需招呼一声，便可牵去用一天；每年春节前夕，乔家大门洞开，乔致庸会拉出一扇板车，满载米、面、肉，谁家想要，只要站在门口招招手，便可随意取去。乔致庸就是凭着一颗仁爱之心，凝聚了一大批铁杆伙计，他虽然多次历经灾难，几乎家破人亡，但这些伙计却全力以赴、鼎力相救，一次次使他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没有伙计在危难时刻离他而去。这全是仁爱之心使然。

　　我们再来看看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祁县何家，因经营烟馆生意，赚了不少钱，但做的是缺德事，害的是老百姓，因此不得好报。何家少爷也因长期抽鸦片毁坏了身体，疾病缠身，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花了大笔银子娶回江雪英不久便一命呜呼，撒手人寰，万贯家财尽落他人之手，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丛飞爱心撼中国

　　2006年4月20日，资助贵州、湖南、四川等贫困山区178名贫困儿童、累计捐款300万元的爱心大使丛飞因病医治无效，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去世，年仅37岁。丛飞生前立下遗嘱，捐献出自己的眼角膜，将给4名患者带来光明，以他最后的爱心馈赠社会，使仁爱之心长留人间。

　　纪念丛飞的网站、丛飞纪念馆相继建立，网上追悼会召开，国家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向深圳民政局发去唁电，哀悼丛飞。丛飞的爱心感动了中国。

　　1994年8月，丛飞应邀参加重庆举行的一次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义演，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捐款助学活动，并先后被授予“中国百名优秀青年志愿者”、“深圳市爱心市民”、“深圳市爱心大使”等称号。

　　一次，丛飞在一个贫困山区演出，观众席上坐的是几百名因家贫而辍学的孩子，丛飞当时就毫不犹豫地把身上所有的2400元钱都放进了捐款箱。主持人告诉丛飞：“你捐出的这笔钱，可以使20个孩子完成两年的学业！”

　　丛飞当时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不断地资助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先后20多次赴贵州、湖南、四川等贫困山区举行慈善义演，为当地失学儿童筹集学费。

　　丛飞说：“在山区时，我被他们的贫寒所震撼，看到他们穿不上衣，吃不上饭，我心里就难受，而当我听到这些孩子有书可读时我就高兴。”丛飞还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让孩子有书读，让社会少几个文盲，少几个法盲。正因为他爱上了这些质朴、憨厚、勤劳的山民，他的捐献才像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在一些城市的商业演出中，丛飞已经小有名气，每场演出的出场费达到一两万元，多的时候一个月收入可达十几万元，资助孩子们的学费，对当时身体健康的丛飞来说，完全可以承担。但2003年“非典”之后，丛飞的演出机会锐减，收入也越来越少，给孩子交学费时资金也紧张起来。当时，为了及时给100多个孩子交学费，丛飞从亲朋好友那里先后借了10万元，在开学前如期给孩子们送去。

　　从2004年春天开始，丛飞的胃部经常剧烈地疼痛，还时常吐血、便血，当时家人和朋友们都劝他住院治疗。可丛飞拒绝了，只在门诊处开了些口服药维持。2004年7月，丛飞如约来到贵州，给孩子们送去了下学期的学费。不过这笔学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再次从朋友们手中借来的。当时，丛飞已经背负上了17万元的债务。

　　丛飞的家在深圳罗湖区翠竹路东的新港鸿花园，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房间内有半面墙的书柜摆满了奖状与照片，CD架上摆放着一些古典音乐与民族歌曲。

　　丛飞的妻子邢丹初期对丛飞的做法有时难免也不理解，会发些牢骚。2004年夏，丛飞带着她去贵州黔南贫困山区为他资助的孩子们送衣物和学费。深受感动的邢丹说：“那些孩子家里的贫困程度让我震惊，他们一年四季吃不起肉，玉米面还要掺上秸秆吃。许多人家五六口人冬天只有一床棉被。当看到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搂着丛飞的脖子一个劲地喊着爸爸，孩子的家长拉着丛飞的手默默流泪，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丛飞的付出。”

　　此后，邢丹辞去了空姐的工作，照顾着年幼的女儿睿睿，当起了全职的家庭主妇。

　　在生命的晚期，丛飞仍然惦记着他资助的100多个孩子，他们有很多还是小学生，如果不能继续读书，等待他们的将是无望的未来。他希望前来看望他的朋友“一定要多想想办法，让他们继续读书啊……”

　　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丛飞，感动中国的丛飞！

　　救人一命荣华一生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此虽为佛家用语，但在现实中确有应验。

　　我曾听我外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位教书先生，春节前夕向东家领取了一年的酬劳，高高兴兴地拿着银子准备与家人团聚。在回家的路上，教书先生遇到了一件令他为难的事情。他听见悲惨的哭声从一间矮小的茅屋中传出来，恻隐之心使这位教书先生不由自主地向茅屋走去。进门后，他看到一名妇女躺在门板上奄奄一息，一个男人和孩子正哭成一团。

　　教书先生从男人那里得知，躺在门板上的是他的妻子，得了急病，快要不行了，但因为没有钱请郎中治病，只有等死了。

　　教书先生一听，左右为难，如果把这些钱给了这家人治病，自己家的日子将怎么过？如果不帮助对方，就是见死不救，自己于心不忍。最后还是仁爱之心占据了上风，他毅然把自己的银子交给了这位男子，让男子快去请郎中救妻子的命，妇女这才得救。

　　教书先生回家后，妻子正盼他带回来辛辛苦苦赚到的银子，他自然交不出，只得如实告诉了妻子路上献银救人之事。妻子尽管很失落，但也对丈夫给予了理解。他们商量着如何过年，这时孩子们进来嚷着要吃肉。教书先生只好放下斯文，向一个亲戚家赊了个猪头，以打发孩子。妻子将赊来的猪头放入锅中煮了起来，满屋顿时弥漫着猪肉的香味，给几个孩子带来了一些安慰。

　　正当他们家准备切猪头肉过年的时候，赊给他们猪头的亲戚来了，说是他夫人觉得赊给他的猪头太便宜了，因此和他吵得不可开交，要教书先生帮忙把猪头还给他，否则他家过不了安生年。教书先生无奈，只有将煮熟的猪头还给了那个亲戚。

　　教书先生献银救人的义举在乡间广为传播，这时正值朝廷在全国各地选拔人才，教书先生被当地官府推荐给了朝廷，加上他又有真才实学，八年十载之后，当上了朝廷六品官员，家庭生活水平自然大大提高，不再为置办年货而发愁了。

　　这年又逢过春节，教书先生突然想起当年赊猪头过年的往事，感慨万千，欣然做打油诗一首：“想当初，可怜可怜真可怜，煮熟猪头还现钱；看今朝，有朝一日时运转，朝朝日日当过年。”

　　这个故事也说明了“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深刻哲理。

　　讲究仁爱才算真成功

　　仁爱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世界各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许多国外大富豪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非常热衷慈善事业，将自己的财富施舍给需要帮助的社会大众。曾有人计算过，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目前的资产可以买31架航天飞机，或者344架波音747飞机，拍摄268部《泰坦尼克号》。但是事实上，富可敌国的盖茨夫妇生活很简朴，唯一可称得上奢华的只有他们位于西雅图郊区价值5300万美元的豪宅。不过据到过盖茨家的人介绍，这栋豪宅内陈设相当简单，并不是常人想象的富丽堂皇。盖茨曾说过：“我要把我所赚到的每一笔钱都花得很有价值，不会浪费一分钱。”

　　在过去的几年里，盖茨把他的大量个人财富捐献给了慈善事业。据统计，盖茨至今已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捐出3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富人。目前，以盖茨夫妇两人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慈善组织，其基金规模是老牌的福特基金会的3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倍。盖茨在伦敦庆祝自己50岁生日的时候，对在场的记者表示：“我自己名下的巨额财富对我个人而言，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我准备把这些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而不会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女。”

　　有媒体报道，美国“股神”巴菲特2006年6月25日宣布，将自己85%的资产捐献给慈善事业。巴菲特的总资产高达440亿美元，意味着他这次将捐出370亿美元，一举超过盖茨基金会总额为290亿美元的善款，而且还要多出80亿美元，成为世界“首善”。更有意思的是，巴菲特与盖茨是好朋友，巴菲特所捐的370亿美元善款将大部分投入“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又是巴菲特一次理智而富有创见的选择。

　　“子孙胜于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这句贤文就是教育人们，即使拥有万贯家财，也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要过多地留给后代。因为留下的不仅不是财富和幸福，而且有可能是毒药和祸水。每一个明智的、成功的企业家，最终必定是慈善家。中外企业家概莫能外。

　　文章分享

　　我与胡奎相识已久，每次参加“好心情工作坊”的活动时，都能见到他积极发言，而且每次都有新意和深意，常常受到朋友的掌声鼓励。

　　胡奎非常好学，对中国文化深有领悟，现任“中华和慧网”主编，兼任“北京人类大成教科文研究院”秘书长。据胡奎介绍，“和慧网”的创始人就是《第二次宣言》的作者，一位年轻的女士——王小平。说到这位女老板，胡奎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认为她是一位值得追随的奇才，而且对他的工作和事业也大有指导及帮助。

　　当谈到对自己的人生指导最多的人时，胡奎提到了恩师刘洪潮教授。他将自己的感受形成了文章，希望能与读者共享。

　　仁爱恩师，待生如子

　　文/胡奎

　　十年来，有一位老师在精神与人格上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就是刘洪潮教授，原新华社高级编辑、国际内参编辑室主任，现任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我的心目中，刘洪潮的名字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精神与人格力量，意味着仁爱精神的化身。

　　1996年暑假，我到北京工人日报社实习，那时我还是武汉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对我来说，这个暑假最快乐的事情和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拜访刘洪潮老师。

　　之前，我曾在学校里听过刘老师有关国际形势与我国外交问题的报告，那是我在大学里听过的规模最大、最隆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报告会，能容纳近万人的电影场全部坐满了，学校全体领导都出席聆听，报告会被大家的掌声一再打断并延长，期间下起雨来，但多数同学依然屹立雨中不肯离去。

　　我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刘洪潮老师的联系方法，一位同样崇拜刘老师的同学帮我找到了他家的电话。我们带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打通电话，令人想不到的是，刘老师非常热情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当我和那位同学首次走进警卫严格的新华社大院时，内心既兴奋又不安，刘老师将是我们接触到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最高的人，他将怎样对待我们这两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农村大学生呢？我们会不会出现太过冒昧或无知的言行呢？当我站在门口按响门铃时，我还在这么想。

　　门开了，迎接我们的是刘老师和蔼可亲如慈父般的笑脸，还有他爽朗的声音，他在开门的一瞬间便准确地叫出我们的名字，然后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他的夫人就站在他的身旁，带着慈母般的笑容。片刻之间，我们感到不是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家里作客，而是仿佛回到了久别重逢的父母身边。

　　我们从下午三点多一直谈到晚上，刘老师还热情地留我们住了一晚上。那天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入广泛、无拘无束地和一位师长交谈，也是我感到最快乐、收获最大的一次交谈。

　　师母为我们精心准备了晚餐和早餐，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师母亲手包的锅贴饺子，那种清香爽口滋味，让我这个并不喜面食的南方人每每想到都仿佛胃口大开。后来我得知，师母的手指有疾，已不怎么包饺子，我们得到的是最高待遇。

　　此后几年，我只去过两次刘老师家，但我几乎每个月给他打一次电话，毕业后到福建工作期间亦如此。刘老师对我的电话从无厌烦。正是这些电话，帮我澄清了学习、工作、心理及感情上的种种困惑。当我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时，特别是感到自己的人格经受考验时，我常常会想起刘老师，于是我总是会获得一种精神的鞭策和启示。

　　2000年底，我到北京工作，开始有机会经常去刘老师家。在他的家里，我经常会遇到各种来访者，其中许多都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们，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地来他家请教问题，并且聚会，同时打打牙祭，一些女生在师母的培养下都成了做菜高手，男生们则成了洗碗高手。刘老师家的大门从来都是向每一个学生敞开的。为此他不得不牺牲自己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当然，偶尔和同学打打扑克牌，也是他极喜爱的一项休闲娱乐。

　　我无法统计像我一样得到过刘老师的关爱与帮助的人有多少。但我知道，刘老师是一个真正能做到“爱生如子”的人，他不偏爱某一个学生，而是爱着每一个学生，给予他们一切可能的帮助。他也不独爱学生，而是从来都怀着仁爱之心面对每一个人。这使他几乎赢得了每一个与他相处和接触过的人的爱戴与尊敬，包括小区的保安一听说是来找刘老师的，总是充满热情面带敬意。

　　当我在“好心情工作坊”第一次听智然老师讲孔子的仁爱精神时，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刘老师的形象，我认为他就是这种仁爱精神的化身，他是一个真正做到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乃至“待人如己”、“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在这方面，他为我，也为所有受过他的教育的学生及后辈，提供了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修炼和实践的高尚人格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