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论传记

作者:孙犁 字数:4484 阅读:115 更新时间:2011/10/29

与友人论传记

前承问写传记的方法,这固然不是我所能说得完全的。但在阅读了一些中国历史书籍以后,对于中国历史传记写作的道理及其传统,却有一些领会。现略加整理分析,供你参考。

  我国在历史上,很重视传记,断代史中,人物传记占绝大部分。作为很重要的一种文体,在作家专集中,分量也很大。

  《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就与经书同列。可见“传”在中国文化遗产中,所占的位置。

  但这主要是就历史而言,在文学创作上,传记的成就,是不能和历史著作相比的。历史与文学,虽有共同的根源,即现实、环境、人物,但历史并不等于文学。文才并不等于史才。有些大作家写的传记,常常不如历史学家。把文史熔为一炉,并铸出不朽的人物群像的,只有司马迁、班固。此外,陈寿、范晔,已经史重于文。至于欧阳修,在文学上,虽享大名,所撰《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其中传记,已经不能同班马并论,常常遭到他人的非议。

  史学的方法和文学的方法,并非一回事,而且有时很矛盾。史学重事实,文人好渲染;史学重客观,文人好表现自我。只就这两点而言,作家所写的传记,就常常使人不能相信了。

  班马固然也是文学家,但是他们的做法,是从历史着眼,是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在他们写历史作品的时候,也表现了文学的才能。这种才能,只是为历史服务,个人爱好,退居到第二位。越是采取客观态度,他们的作品完成以后,他们的文学才能,越是显得突出。有些人,在写作历史传记时,大显其文学方面的身手,越是这样,当他们的作品写成时,他那些文学方面的才华,却成了史学方面的负担,堆砌臃肿和污染。文学的脂粉涂得过多,反倒把人物弄丑了。晚清有个王定安,是曾国藩的得意弟子,他撰写的《湘军记》,不能说用力不勤,材料也不能说是单薄无据,就因为存心卖弄才华,文字写得忸怩作态,颇不大方,就被别人耻笑,以为不如王闿运的《湘军志》。其实,王的书,也是文学家的历史著作,并无突出优异之处,不过他稍稍知道写历史的道理,能略加收敛文学天才而已。

  人物传记,自古以来,看作是历史范畴。它的写作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记言记行并重。《史记》、《汉书》都是如此。记述人物一生重要行为,即决定性的关键性的行动,记述其与此种行动相辅相成的语言。《三国志》裴松之的注,特别注意记一个人的语言。深刻隽永的语言,颇能表现一个人物的风格面貌。这种用语言表现人物的写法,以后演变为多种多样的《世说新语》一类的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语言,不只反映人物的思想作风,也是人物行为的基础,所以很被史学家重视。

  二、大节细节并重。古代史家,写一个人物,并不只记述他的成败两方面的大节,也记述他日常生活的细节。司马迁首先注意及此,效果甚佳。就像刘邦、项羽这些大人物,他也从记述其日常的言行着眼。而在写一些微末之士的时候,则多着眼其言行两方面的荦荦大端,显露其非凡之一面。

  三、优点缺点并重。历史传记,首先注重真实,而真实是从全面、整体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历史所表现的人物,很少是神化的完人。《三国志》写关羽,写其功劳战绩,也暴露其秽德失行。把关羽神化,是后来小说和剧本干的事。优缺点并重,功过并举,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完人”,抽象的完人,是不存在的。

  四、客观主观并重。历史,整个地说来,是客观存在。人物的言行,看来是主观的,但必然受历史的制约。古代传记,所写的人物,从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中表现,如曹操之于汉末,诸葛亮之于三分。客观环境与主观意志,紧密结合,历史与人物,才能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在传记中,人物主观成分的表现,不能过多,主要是表现其与时代相触发相关联的契机。

  传记能否写得成功,作者的识见及态度,甚关重要。当然,作者要有学,掌握的材料要多。但材料的取舍、剪裁,要靠识。识不高则学无所用。识不高也难于超脱,难于客观,难于实事求是。写传记,有如下数忌:

  一、忌恩怨、忌感情用事。传记所写是历史,只求存实。

  是为了后人鉴戒,所以也求达理。不真实则理不能通,并能悖理,于后世有害。写传记,对成功者,不能预先存恐惧之念,对失败者不能预先存轻侮之心。对己有恩者不过誉,对己有怨者不贬低。个人恩怨,排除净尽,头脑冷静,然后下笔。如不能做到,就可以不写。

  二、忌用无根材料。写传记,都知看重第一手材料。即个人观察所得,眼见是实的材料。这种材料,是不易得到的。

  即使调查来的材料,也还有个剪裁取舍的问题,不一定完全可靠。至于文献记载,就更应该有所鉴别。过去,人物传记,有所谓家乘,即本人家族保存的材料;有所谓弟子记,即他的门人记录的材料;有所谓碑传,即死后刻在墓碑上的文字。

  这些材料,还都不能叫做传记,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历史家把这些材料,都看作第二手材料,加以取舍。作者还要实地考察。直接观察以求更可靠的印象和材料。司马迁世为史官,掌握着不少文字材料,但他在写作《史记》之先,还是要出去旅行,访问故老,收集传闻。

  三、忌轻易给活人立传。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数都是写在改朝换代之后。人物都已死去很多年。时过境迁,淘汰沉淀,对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评价。这样写来,容易客观。即本朝国史馆立传,也在盖棺论定之后。排除人事纷扰,再为一个人立传。这是历史传记写作的一个优长之处。当然,年代久远,也容易传闻异词,毁誉失度,有时几十年的事情,就弄不清楚,何况年代更久?这就要看史家的眼光,即识力。

  给活着的人立传,材料看来易得,实际存在很多困难。干扰太多,不容易客观。他自己写的自传,也只能看作后人为他立传的材料,何况他人所为?

  四、忌作者直接表态。中国历史传记,很少夹叙夹议,直接评价人物的写法。它的传统作法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行文用字之中,实际上是叫事实说话,即用所排比的事件本身,使读者得到对人物的印象、评价,因之引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大的史学家只是写事实,很少议论。司马迁在写过一个人物之后,有“太史公曰”一小段文字,谈他对这一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也是在若即若离之间,游刃于褒贬爱憎之外。

  又有时谈一些与评价无关的逸闻琐事,给文字增加无穷余韵,真是高妙极了。班固以后,这种文字,称“赞”或称“史臣曰”,渐渐有所褒贬,但也绝不把这种文字滥入正文。

  外国有一种所谓评传,一边叙述人物的历史,一边发挥作者对人物的见解,中国史书上是少见的。

  五、忌用文学手法。外国还有一些传记作品,出自大文豪的手笔,如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所写的名人传记。这种传记,是作家的创作,是以作家的意志见解,去和人物的心理思想交融。这是一种非常带有灵感的写法,作为文学作品,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传记,就令人有些玄妙之感。这是天才的传记,平凡的笔墨不能追步后尘。

  现在,为活着的人写的传记,有时称做“报告文学”。作者凭主观意志,功利观念,对人物表示了充分的爱憎。还有很多想当然的描写,甚至有一大段一大段的作者抒怀,这已经不是传记,而近于小说或叙事诗了。

  历史、人物传记,都可以转化为小说、戏曲。《三国演义》是最著名的了。开了“七分史实,三分演义”的先河。

  《三国演义》能在同类小说中领先,是因为它得天独厚:一、三国的历史形势,济济人材,鼎足与纷争,都有利于结构小说;二、裴松之的注,材料丰富,人物方面,不只有行,而且有言有貌,易于摹画。《三国演义》产生之前,社会上已经有三国故事和三国戏曲,人物的形象、性格已初步具备。其他历史演义,就因为没有这样好的基础,所以写不好。如《隋唐演义》,还有些人物形象,如《五代史平话》,则太显粗糙,没能从历史脱胎出来。

  传记是属于历史范畴,它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但不能当作文学作品来写。可以说有传记文学,但不能说有文学传记。

  史笔和文学之笔,应该分别开。

  舞台上,赵云的戏有好多出,《三国志》赵云传,不过几行,我们要认识赵云,就要根据这几行文字,而不能根据舞台上那么多的戏曲。人物一旦变为文学艺术中的形象,几乎就与历史无关了。

  历代大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所写的,名为传而实际是寓言的作品,唐宋传奇中的,名为传实际是小说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作者主观成分多,都不能当作历史传记来看。

  古人著书立说,有时称做“删定”或“笔削”。就是凭作者识见,在庞杂丛芜的材料中,做大量的去伪存真的工作。文学家不适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

  198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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