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又来说话了

作者:徐志摩 字数:8113 阅读:109 更新时间:2011/11/10

罗素又来说话了


                 
  一
                 
  每次我念罗素的著作或是记起他的声音笑貌,我就联想起纽约城,尤其是吴尔吴斯五十八层的高楼。罗素的思想言论,仿佛是夏天海上的黄昏,紫黑云中不时有金蛇似的电火在冷酷地料峭地猛闪,在你的头顶眼前隐现!
  矗入云际的高楼,不危险吗?一半个的霹雳,便可将他锤成粉屑——震的赫真江边的青林绿草都兢兢的摇动!但是不然!
  电火尽闪着,霹雳却始终不到,高楼依旧在层云中矗着,纯金的电光,只是照出他的傲慢,增加他的辉煌!
  罗素最近在他一篇论文叫做:《余闲与机械主义》(见Dial,For August,1923)又放射了一次他智力的电闪,威吓那五十八层的高楼。
  我们是踮起脚跟,在旁边看热闹的人;我们感到电闪之迅与光与劲,亦看见高楼之牢固与倔强。
                 
                 
  二
                 
  一二百年前,法国有一个怪人,名叫凡尔太的,他是罗素的前身,罗素是他的后影;他当时也同罗素在今日一样,放射了最敏锐的智力的光电,威吓当时的制度习惯,当时的五十八层高楼。他放了半世纪冷酷的、料峭的闪电,结成一个大霹雳,到一七八九那年,把全欧的政治,连着比士梯亚的大牢城,一起的打成粉屑。罗素还有一个前身,这个是他同种的,就是大诗人雪莱的丈人,着《女权论》的吴尔顿克辣夫脱的丈夫,威廉古德温,他也是个崇拜智力,崇拜理性的,他也凭着智理的神光,抨击英国当时的制度习惯,他是近代各种社会主义的一个始祖,他的霹雳,虽则没有法国革命那个的猛烈,却也打翻了不少的偶像,打倒了不少的高楼。
  罗素的霹雳,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轰出,不是容易可以按定的;但这不住的闪电,至少证明空中涵有蒸热的闷气,迟早总得有个发泄,疾电暴雨的种子,已经满布在云中。
                 
                 
  三
                 
  他近年来最厌恶的物件,最要轰成粉屑的东西,是近代文明所产生的一种特别现象,与这现象所养成的一种特别心理。
  不错,他对于所谓西方文明,有极严重的抗议;但他却不是印度的甘地,他只反对部分,不反对全体。
  他依然是未能忘情的,虽则他奖励中国人的懒惰,赞叹中国人的懦怯,慕羡中国人的穷苦——他未能忘情于欧洲真正的文化。“我愿意到中国去做一个穷苦的农夫,吃粗米,穿布衣,不愿意在欧美的文明社会里,做卖灵魂,吃人肉的事业”。这样的意思,他表示过好几次。但研究数理,大胆的批评人类;却不是卖灵魂,更不是吃人肉;所以素虽则爱极了中国,却还愿意留在欧洲,保存他:Honorable的高贵,这并不算言行的不一致,除非我们故意的讲蛮不讲理。
                 
  When I am tempted to wish the human race wiped out by some passing comet Ithink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of art;those two things seem to make our existence not wholly futile.
                 
                 
  四
                 
  罗素先生经过了这几年红尘的生活——在战时主张和平,压抗战争;与执政者斗,与群众斗,与癫狂的心理斗,失败,屈辱褫夺教职,坐监,讲社会主义,赞扬苏维埃革命,入劳工党,游鲍尔雪微克之邦,离婚,游中国,回英国,再结婚,生子,卖文为生——他对他人生的观察与揣摹,已经到了似乎成熟的(所以平和的)结论。
  他对于人生并不失望;人类并不是根本要不得的,也并不是无可救度的,而且救度的方法,决计是平和的,不是暴烈的:暴烈只能产生暴烈,他看来人生本是铄亮的镜子。现在就只被灰尘盖住了;所以我们只要说擦了灰尘,人生便可回复光明的。
                 
  他以为只要有四个基本条件之存在,人生便是光明的。
  第一是生命的乐趣——天然的幸福。
  第二是友谊的情感。
  第三是爱美与欣赏艺术的能力。
  第四是爱纯粹的学问与知识。
  这四个条件只要能推及平民——他相信是可以普遍的——天下就会太平,人生就有颜色。
                 
                 
  五
                 
  怎样可以得到生命的乐趣?他答,所有人生的现象本来是欣喜的,不是愁苦的;只有妨碍幸福的原因存在时,生命方始失去他本有的活泼的韵节。小猫追赶她自己的尾巴,鹊之噪,水之流,松鼠与野兔在青草中征逐:自然界与生物界只是一个整个的欢喜。人类亦不是例外;街上褴褛的小孩,哪一个不是快乐的。人生种种苦痛的原因,是人为的,不是天然的;可移去的,不是生根的;痛苦是不自然的现象。只要彰明的与潜伏的原始本能,能有相当的满足与调和,生活便不至于发生变态。
  社会的制度是负责任的。从前的学者论政治或论社会,亦未尝不假定一分心理的基础;但心理学是个最较发达的科学,功利主义的心理假定是过于浅陋。近代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对于社会科学是大的贡献,就在证明人是根本的自私的动物。利他主义者只见了个表面,所以利他主义的伦理只能强人作伪,不能使人自然的为善。几个大宗教成功的秘密,就在认明这重要的一点:耶稣教说你行善你的灵魂便可升天;佛教说你修行结果你可证菩提;道教说你保全你的精气你可成仙。什么事都没有自己实在的利益彻底;什么事都起源于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利己的动机。但同时人又是善于假借的;他往往穿着极体面的衣裳,掩盖他丑陋的原形。现在的新心理学,仿佛是一座照妖镜;不论芭蕉裹的怎样的紧结,他总耐心的去剥。现在虽然剥近,也许竟已剥到蕉心了。
  所以,人类是利己的,这实在是现代政治家与社会改良家所最应认明与认定的。这个真理的暴露,并不有损人类的尊严,如其还有人未能忘情于此;并且亦不妨碍全社会享受和平与幸福的实现。认明了事实与实在,就不怕没有办法,危险就在隐匿或诡辩实在与事实。病人讳病时,便有良医也是无法可施的。
  现代与往代的分别,就在自觉与非自觉;社会科学的希望,就在发现从前所忽略的,误解的,或隐秘的病候。理清了病情,开明了脉案,然后可以盼望对症的药方;否则即使有偶逢的侥幸。决不能祛除病根的。
                 
                 
  六
                 
  实际的说,身体的健康当然是生命的乐趣的第一个条件;有病的与肝旺的人,当然不能领略生命自然的意味。所以体育是重要的。但这重要也是相对的,我们如其侧重了躯体,也许因而妨碍智力的发展,像我们几个专诚尊崇运动学校的产品,蔡孑民先生曾经说到过,也是危险的。肌肉与脑筋应受同等的注意。如果男女都有了最低限度的健康,自然的幸福便有了基础,此外只要社会制度有相当的宽紧性,不阻碍男女个人本能相当的满足,消极的不使发生压迫状态致有变态与反常之产生。
  工作是不可免的,但相当的余闲也是必要的;罗素以为将来的社会不容不工作的分子,亦不容偏重的工作,据经济学家计算,每人每日只需三四小时工作,社会即可充裕的过去,现有的生产率,一半是原因于竞争制度的糜费。
                 
                 
  七
                 
  工业主义的一个大目标是“成功”(Success),本质是竞争,竞争所要求的是“捷效”(Efficiency)。成功,竞争,捷效,所合成的心理或人生观,便是造成工业主义,日趋自杀现象,使人道日趋机械化的原因。我们要回复生命的自然与乐趣,只有一个方法,就在打破经济社会竞争的基础,消灭成功与捷效的迷信——简言之,切近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说,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过来的主义,与青年会所代表的道德。我前天会见一个有名的报馆经理,他说,报的事情,如其你要办他个发达,真不是人做的事!又有一个忠慎勤劳的银行经理,与一个忠慎勤劳的纱厂经理,也同声的说生意真不是人做的,整天的忙不算,晚上梦里的心思都不得个安稳,究竟为的是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实情。竞争的商业社会,只是萧伯纳所谓零卖灵魂的市场。我们快快的回头,也许可以超脱;再不是迷信开纱厂。此如说,发大财——要知道蕴藻滨华丽宏大的大中华的烟囱,已经好几时不出烟。我们与其崇拜新近死的北岩公爵(他最大的功绩,就在造成同类相残的心理,摧残了数百万的生灵,他却取得了威望与金钱与不朽的荣誉)与美国的十大富豪,不如去听聂云台先生的仟悔谈,去讲他演说托尔斯泰与甘地的真谛吧!
  罗素说他自从看过中国以后,他才觉悟“累进”(Progress)
  与“捷效”的信仰是近代西方的大不幸。他也悟到固定的社会的好处——这是进步的反面——与惰性,或懒惰主义的妙处——这是捷效的反面——。他说:“I have hopes of laziness as a gospel.”
  懒惰是济世的福音!我们知道罗素所谓“懒惰”的反面不是我们农业社会之所谓勤——私人治己治家的勤是美德,永远应受奖励的——而是现代机械式的工商社会所产生无谓的慌忙与扰攘,灭绝性灵的慌忙与扰攘。这就是说,现代的社会趋向于侵蚀,终于完全剥夺合理的人生应有的余闲,这是极大的危险与悲惨。劳力的工人不必说,就是中等社会,亦都在这不幸的旋涡中急转。罗素以为,譬如就英国说,中级社会之顽,愚,嫉妒,偏执,迷信,劳工社会之残忍,愚暗,酗酒的习惯,等等,都是生活的状态失了自然的和谐的结果。
                 
                 
  八
                 
  所以现代社会的状况,与生命自然的乐趣,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友谊的情感,是人与人,或国与国相处的必需原素,而竞争主义又是阻碍真纯同情心发展的原因。又次,譬如爱美的风尚,与普遍的艺术的欣赏,例如当年雅典或初期的罗马曾经实现过的,又不是工商社会所能容恕的。从前的技士与工人,对于他们自己独出心裁所造成的作品,有亲切真纯的兴趣;但现在伺候机器的工作,只能僵瘪人的心灵,决不能奖励创作的本能。我们只要想起英国的孟骞斯德、利物浦;美国的芝加哥、毕次保格、纽约;中国的上海、天津;就知道工业主义只孕育丑恶,庸俗,龌龊,罪恶,嚣厄,高烟囱与大腹贾。
  又次,我们常以为科学与工业文明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是的,关系是有的;但却不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科学,就没有现代的文明;但科学有两种意义,我们应得认明:一是纯粹的科学,例如自然现象的研究,这是人类凭着智力与耐心积累所得的,罗素所谓“The most god-like thing that men can do.”
  一是科学的应用,这才是工业文明的主因。真纯的科学家,只有纯粹的知识是他的物件,他绝对不是功利主义的,绝对不问他寻求与人生有何实际的关系。孟代尔(Mendel)当初在他清静的寺院培养他的豆苗,何尝想到今日农畜资本家的利用他的发明?法兰岱Faraday)与麦克士惠尔(Maxwell)亦何尝想到现代的电气事业?
  当初的先生们,竭尽他们一生精力,开拓人类知识的疆土,何尝料想到,照现在的状况看来,他们倒似乎变了人类的罪人;因为应用科学的成绩,就只(一)倍增了货物的产品,促成资本主义之集中;(二)制造杀人的利器;奖励同类自残的劣性;(三)设备机械性的娱乐,却掩没了美术的本能。我们再看,应用科学最发达的所在是美国;资本主义最不易摇动的所在,是美国;纯粹科学最不发达的,亦是美国;他们现在所利用的科学的发现,都不是美国人的成绩。所以功利主义的倾向,最是不利于少数的聪明才智,寻求纯粹智识的努力。我们中国近来很讨论科学是否人生的福音,一般人竟有误科学为实际的工商业,以为我们若然反抗工业主义,即是反对科学本体,这是错误的。科学无非是有系统的学术与思想,这如何可以排斥;至于反抗机械主义与提高精神生活,却又是一件事了。
  所以合理的人生,应有的几种原素——自然的幸福,友谊的情感,爱美与创作的奖励,纯粹知识——科学——的寻求——都是与机械式的社会状况根本不能并存的。除非转变机械主义的倾向,人生很难有希望。
                 
                 
  九
                 
  这是我们也都看得分明的;我们亦未尝不想转变方向,但却从哪里做起呢?这才是难处。罗素先生却并不悲观。他以为这是个心理——伦理的问题,旧式的伦理,分别善恶与是非的,大都不曾认明心理的实在,而且往往侧重个人的。罗素的主张,就在认明心理的实在,而以社会的利与弊,为判定行为善恶的标准。罗素看来,人的行为只是习惯,无所谓先天的善与恶。凡是趋向于产生好社会的习惯,不论是心的或体的,就是善;反之,产生劣社会的习惯,就是恶。罗素所谓好的社会,就是上面讲的具有四种条件的社会;他所谓劣社会就是反面,因本能压迫而生的苦痛(替代自然的快乐),恨与嫉忌(替代友谊与同情);庸俗少创作,不知爱美,与心智的好奇心之薄弱。要奖励有利全体的习惯,可以利用新心理学的发现。我们既然明白了人是根本自私自利的,就可以利用人们爱夸奖恶责罚的心理,造成一种绝对的道德(Positive Morality),就是某种的行为应受奖掖,某种的行为应受责辱。但只是折衷于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先天的假定某种行为为善,某种行为为恶。从前台湾土人有一种风俗:一个男子想要娶妻,至少须杀下一个人头,带到结婚场上;我们文明社会奖励同类自残,叫做勇敢,算是美德,岂非一样可笑?
  这样以结果判别行为的伦理,就性质说,与边沁及穆勒父子所代表的伦理学,无甚分别;罗素自己亦说他的主张并不是新奇的,不过不论怎样平常的一个原则,若然全社会认定了他的重要,着力的实行去,就会发生可惊的功效。以公众的利益判别行为之善恶:这个原则一定,我们的教育,刑律,我们奖与责的标准,当然就有极重要的转变。
                 
                 
  十
                 
  归根的说,现有的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竞争制度,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与习惯,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现在,就中国说,唯一的希望,就在领袖社会的人,早早的觉悟,利用他们表率的地位,排斥外来的引诱,转变自杀的方向,否则前途只是黑暗与陷阱。罗素说中国人比较的入魔道最浅,在地面上可算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他说这话,是在故意的打诳,哄骗我们呢,还是的确是他观察现代文明的真知灼见?——但吴稚晖先生曾叮嘱我们,说罗素只当我们是小孩子,他是个大滑头骗子!
  (原刊1923年12月《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二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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