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靖江夹港

我生在江苏省的泰兴县，但从懂事起便到了靖江县的夹港。靖江县和泰兴县对于我家来说仅仅是一河之隔，跨过一顶小小的柏木桥就从泰兴到了靖江。大概是在1934年吧，我跟着奶奶从泰兴的一个叫作四圩的小村子里来到了靖江县的夹港口。那时候，我的父亲在夹港口开设了一个轮船公司，在那里造起了十二间大瓦房，六间我们家住，六间作为公司办公的地方。我记得那公司的门前有一座高大的门楼，门楼的上方有两头狮子，两头狮子的前爪搭在一只地球上，十分的威风。狮子下面是六个大字“大通轮船公司”。准确点说，这是大通轮船公司在夹港口设立的一个轮船码头，是由我的姑父承包，由我的父亲当经理。

　　当年的大通轮船公司是一家很大的民营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它有四艘客货两用的大轮船，往返于上海和汉口之间，停靠长江两岸的各个港口。我的父亲还单独承包了一家小轮船公司，这小轮船是往返于江阴与镇江之间，短途，但是停靠的码头多，客流量大，还可以买联票，从江阴乘汽车到无锡。

　　那时候的夹港口是很热闹的，靖江和泰兴甚至里下河地区的客货，很多都通过水陆两路汇集到夹港，再由夹港转到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大宗的货物是生猪和酒，还有长江里的水产品，特别是螃蟹和鲥鱼。那时候的螃蟹和鲥鱼都算不了什么，螃蟹待运时那竹篓在河岸上堆得像小山；鲥鱼运往上海时要装冰箱，那不是现在的冰箱，是在大木箱里垫上草，放一层天然冰，放一层鲥鱼。我家的附近有一个冰窖，冬天把天然冰藏在里面，运鲥鱼时取出来用。现在的人听到鲥鱼好像就有点了不起，那时也不把鲥鱼当回事，八斤重以下的不装箱。螃蟹就更不用说了，农民不欢喜吃螃蟹，太麻烦，没油水，抓到螃蟹去换肉吃。抓螃蟹也太容易了，专业的是用蟹簖，业余的是点马灯放在水闸口，那螃蟹会自己扒过来。

　　来往的客商一多，商业也就跟着兴起，夹港口上有旅店，有饭店，茶馆，酒馆，当然都是在小小的草房子里，跟现在的不能比。那时候乘轮船也没有什么准时的说法，来了算数，不来的时候大家就坐在公司里等，或者是散在各处游玩；喝茶，吃饭，喝酒。偶尔还有卖唱的，卖狗皮膏药的，拉洋片的，乘着客人等船的时候来赚点钱。

　　公司的门口有一根很高的旗杆，白天升一面旗，是向轮船指示，说明此处是夹港码头；升两面旗，说明港口有客货，请停靠。晚上是挂灯，灯有红绿两种，也和现在一样，红灯停靠，绿灯不停。那时候，我经常帮着父亲升旗、挂灯。

　　公司里有两架望远镜，一架是单筒的，一架是双筒的，从上海来的大轮船，只要从江阴开出，水手们就能用望远镜看出来，到差不多的时候便拉开嗓门大喊：“上水来了……”所谓上水就是溯江而上往汉口方向的轮船，顺江而下往上海方向的便叫下水。那位喊叫的人很有功夫，他能施长着声音一口气叫得港口上等船的人都听得见。客人们听到叫喊，便纷纷走上一条大木船，这船叫做划子，就是用人摇橹、划桨的大驳船。大驳船载着人与货划到江心中，等待大轮船来到。那大轮船像一座青山似的慢慢地驶到驳船的旁边，但是不停车，只是速度放慢，从那高处甩下一根碗口粗的缆绳来，驳船上的水手要准确地把缆绳

　　接往，迅速地挽在驳船的千斤柱上，使得驳船与轮船系紧，搭起跳板来上下客货。这时候，我的父亲便从轮船外面的舷梯上爬上三层楼高的账房间，去交报单，办手续。奇怪的是这时候轮船还是不停车，相反地却加快了速度，把驳船拖着走，等到客货都上下结束，驳船已经被拖出去三五里路，然后再慢慢地摇回来，还唱歌似的喊着号子。长江上也不是风平浪静的，大风大雨，险象环生，水手们吃的是一碗英雄饭。

　　那时候长江的航运很繁荣，除掉轮船之外，大量的是木帆船。那种木帆船很大，而且是一帮一帮的，分宁波帮，湖北帮，安徽帮等等。他们都是结帮而行，少的三五艘，多的有十几艘。逢到顶头风或风浪太大时，这些船队便进入夹港来避风，上岸吃饭，买东西。这时候，夹港口上生意兴隆了，连那打更的老头也来劲，他用布袋绑在一根长竹竿的头上，伸到船上去收更钱，有的船家不肯给，有的也只给几个铜板，集少成多，也够老头儿生活的。老头儿也很负责，不管风雨，夜夜敲着更锣……

　　在抗日战争之前，夹港口一片平和繁荣，三里路外的太和镇上，有个老板还买了一辆摩托车回来玩玩。那时摩托车叫马达卡，老百姓管它叫啪啪车，见了害怕。那位玩马达卡的老板寻开心，叫朋友把自行车系在他的车后，由马达卡拖着走，过一顶叫瑞望桥的时候连人带车都下了河。人爬上来了，那马达卡还在水里啪啪地冒气，看的人都啧啧称奇，这马达卡真利害！结果是化了几斗米钱请农民从河里捞上来，再通过我的父亲送到上海去修理。

　　平静而繁荣的生活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粉碎了，长江的航运停止了，上海人开始了大逃亡。夹港口上的人忧心忡忡，整日站在江岸上看，看那逃难的船布满了长江，一眼望不到头；有轮船，有帆船，甚至还有那种多年都不开动的所谓的“黑楼子”，那是一种又高又大，用喷水推进的古老的轮船，极慢，半天都离不开我们的视线。从上海沿江而上的抗日战争宣传队也经过夹港，我看过他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从上海撒下来的东北军，也在夹港驻防，他们大骂蒋介石不抵抗。江阴要塞为了防止日本的飞机轰炸，把两艘鱼雷快艇疏散到夹港来，在我家的门口杨柳树下搭了个很大的芦席棚，棚顶用树枝伪装，那两艘鱼雷艇白天就藏在里面，晚上出来活动。鱼雷艇上的官兵都是从军官学校里出来的，讲礼貌，侍人和气，和我的父亲相处得很好，他们不大骂老蒋，只是对时局摇头叹气。

　　日本飞机开始狂轰烂炸了，站在江岸上看得见飞机在江南俯冲，炸无锡，炸常州，炸江阴要塞。那时候的孩子们都会唱许多抗日的歌曲，我也记不清是谁教的了，可能是小学里的老师，因为那时候已经实行了“私塾改良”，学校里来了几个从上海回来的大学生当老师，可能是他们教的，也可能是鱼雷快艇上的那些官兵们教的。总之我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会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抗日的歌曲不仅仅是歌曲，它是一种抗日的动员令，因为日本鬼子的飞机就在我们的头顶上飞，遥望江南见飞机俯冲，接着便是雷鸣似的爆炸声。“百万财富，一霎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歌曲里所唱的，正是眼前的情景。当时的青年人，包括夹港口上的一般人，抗日的情绪都十分高涨。

　　日本的飞机加紧轰炸江阴要塞了，他们的海军要进长江。有汉奸通报，使得日本人知道有鱼雷快艇疏散在外面，飞机开始沿江搜索，日夜不停。鬼子有水上飞机，飞来了便在江面上停息。

　　那该死的汉奸居然向鬼子发讯号弹，报告鱼雷快艇的方位，我们站在家门口看着那讯号弹飞向天空。鬼子的飞机超低空飞行，我看得见机上飞行员，带着头盔，真的像鬼。他们发现了那庞大的芦席棚十分可疑，便用机枪扫射，可那枪法也不准，都打在江面上与港河里，激起的水柱有几丈高。鱼雷快艇上的艇长知道已被发现，如其停着挨打，不如拼搏一场。乘着飞机拉高盘旋的时候，两艘快艇箭也似的射向江面，用高射机枪对飞机射击。鬼子的飞机一次又一次地俯冲，扫射。但是鱼雷快艇高速作之字式的航行，双方都不易击中。那时的小孩子也不怕，扒在江岸上看着这场大战。终于一艘快艇被击中起火，沉没江底，艇上的官兵一个也没有逃生，据说那位我们熟悉的艇长到死还握着驾驶盘。夹

　　港口上的人都很伤心，家家在门前烧纸烧香，祝这些英勇的官兵早日升入天堂。所好的是那个汉奸第二天就被港西的人发现了，二话没说，捆捆扎扎投进了长江。

　　江阴要塞上发出了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巨响，这不是鬼子的飞机轰炸，是要塞被迫撒退时把大炮炸毁。

　　日本鬼子的舰队开进来了！我们都站在江岸上看，这舰队很长，当头的是一艘庞大的旗舰，舰队沿着江北岸走，舰上的鬼子兵我们都看得清楚。那旗舰上有一列军乐队，站在那里奏乐，军号吹得叭叭地响，庆贺他们开进了长江。有一个东北军也在岸上看，气的不行，他奶奶的，端起步枪叭叭两下。两枪一打，军乐停下了，大炮开始轰鸣。站在江岸上看的人都吓得躲到江岸的里面，听着震耳欲聋的炮声。可那大炮却是射远不射近，都打到了离开我们几十里外的地方，听说是打死了一条老牛，轰倒了几棵大树。那舰队边打边走，示威性的。

　　鬼子兵占领了江阴要塞之后，经常出来骚扰，他们乘坐着那种木制的运兵船，敞篷，装着一种单汽缸的马达，开起来嘣嘣作响，人们都把它称作嘣嘣船。每条船能乘坐三四十个人，人分两排坐在两边，当中放着步枪和机枪。此种嘣嘣船最坏，它可以随时随地停下来，上岸奸淫掳掠，他们有时从夹港进来，有时候从其它的港口登陆，农村里的人天天在“逃反”，惶惶不可终日。

　　１９３８年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有两艘嘣嘣船由夹港进来，到里面的太和镇上去奸淫掳掠。有一支游击队，恨透了日本鬼子，他们知道鬼子还要从夹港出来回江阴要塞。十几个人带着步枪和手榴弹埋伏在港岸上，居高临下，准备打死那些强盗。到了傍晚，鬼子果然回来了，岸上的游击队一齐投弹，射击。由于鬼子的船是在进行中，那些射手们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鬼子们的反应也很快，三八枪和捷克式的机枪立即向两岸开火，同时开足了马力逃离。有没有打死鬼子没人知道，夹港口上的人却知道，这一下鬼子兵要来报复了，连夜做好准备，妇女和老人先逃走，少量的细软藏在麦田里，年轻力壮的人在家里随机应变。果然不错，第二天的一早鬼子就来了，他们不是从夹港登陆，而是从另一个港口登陆，分几路向夹港包抄过来，一路上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

　　到夹港这一路来的鬼子兵只有十多个人，从田岸上走过来，前面还举着一面太阳旗，那情景就和现在的电影片中差不多。我们站在港岸上看见鬼子来了，拔脚就跑。那时正是麦子快成熟的时候，江岸外又有大片的芦苇滩，我们仗着青沙帐的掩护，见了鬼子再跑也不迟。只要跑进了芦苇滩，鬼子也就没办法了，他们不敢下柴滩，那芦苇有一丈多高，滩里都是淤泥，不熟悉地形的人要陷进去。

　　我那时虚龄十岁，人长得高，跑得也很快，便和青壮年人混在一起，见到了鬼子才开溜。可那鬼子也来得快，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下柴滩的时候便到了我们的身后，离开我们不到一华里。

　　我们是在麦田里的田岸上奔跑，好处是大半身都隐藏在麦子里，坏处是那田岸笔直，人走成了直线。鬼子跪在田埂上，揣起三八枪，把跑在我前面的两个人打死了。我所以没有死，那是因为我的鞋跑脱了，便在田埂旁让路，蹲在那里拔鞋，才没有被打中，夹港口上的人都说我命大。

　　等到鬼子走后，我们回来一看，到处是一片哭声，所有的草房子都化为灰烬，除掉被打死的那两个人之外，还被打死了一个老头，这老头的胆子也太大，鬼子来了他还要蹲在那种有木架子的粪坑上大便，那粪坑上搭着草棚，两边遮点草席，他以为鬼子看不见他，其实鬼子远远地就看见了，便一枪把他打翻在地。

　　我家的房子没有被烧，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点是房子的门楼上有“大通轮船公司”几个大字，鬼子弄不清楚这公司是中国的还是英国的，那时候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英国的轮船公司在沿江也设有码头。二是我的父亲向鬼子兵行贿，他装了一筐鸡蛋放在大门口，意思是说你把鸡蛋拿去，把我的房子留下。果然，鬼子兵接受了贿赂，把鸡蛋拿走了，房子没有烧。也有人说不对，因为点火烧草房要比烧瓦房容易，谁知道呢。

　　夹港口从此衰落了，长江里再也看不见轮船，连那多得连天接水的帆船也不见了，上江没有木材下来，装着湘江洪油的湖北大船也不见了。港口再也没有了生意，却有鬼子兵经常来骚扰。

　　大通轮船公司也不会再开业了，听说那四条大轮船都被沉在南京，一说是被炸沉在汉口。这四条轮船和我们家的关系太深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四条船的名字：洪大，隆大，正大，智大。洪与智可能是音同字不同，因为我那时只是听父亲叨念。

　　夹港不能再住，也不必再住了，我的家又从靖江夹港搬回了泰兴的原址。后来又把夹港大部分的房子拆掉，用其砖瓦木料在泰兴造房子。我也于１９４０年左右回到了泰兴读书，从此离开了夹港，再也没有回去过。但对夹港却难以忘记，一见到长江就会想起夹港，想起儿时睡在奶奶的身边，是那江涛的沙沙声为我催眠，伴我入睡……

　　我永远也忘不了夹港，那是我成长的地方，那里使得我的眼界开阔，懂事较早，特别是懂得了什么是国，什么是家，懂得了国与家的不可分离，国家的贫弱与富强不是与已无关，弱国之民要被人宰割的。这都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日本鬼子用枪炮教我的，使得我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终身萦绕不去。

　　直到１９８４年，是我离开夹港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一次我到杨州去开会，那时候，江阴的长江大桥还没有造起来，车子从江阴摆渡到八圩港，然后经过泰兴，泰县等地到杨州。这一条从靖江到泰兴的路我是熟悉的，快到张桥镇（原名张家桥，我是在张家桥小学毕业的）时，我突然发现路边有个指路牌，上写着到夹港××公里，我知道路不远，立即要车子返回来：“到夹港去，看看我的老家。”

　　到夹港一看，不对了，怎么也找不着家了，这里的夹港现在是个轮渡码头，车子摆渡可以到常州，我问路边开小店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家在哪里，好像不曾存在过似的。驾驶员认为我的记忆出了问题，我认为决不可能，怎么会把夹港记错呢？我不肯走，在路边找了一个茶摊坐下来，买了一碗茶，不是要喝茶，是想等人，等到一个老人，至少要等到一个与我年龄相仿佛的人。果然，来了一个老者，我用那不改的乡音问老人，并且报出了我父亲的名字。老人明白了：“呀！你家吗，在上面，夹港已经改道了，改到了现在的地方，这里原来是九圩港。”一听九圩港我立刻弄清了方位，九圩港离开我家很近，小时候我也曾跟着大伙伴们到九圩港来捞鱼摸虾……

　　游子终于归来了，一切依稀可辨，只是看上去都变小了。这是人的通病，小时候看到的一切都很大，老来再回头看时却并不大到那里。老邻居和长辈还有在世的。表哥的两个孩子还在太和镇上，改革开放之后他们都富起来了，夹港口与太和镇上新造了许多楼房，当年那了不起的“大通轮船公司”，现在如果还在的话，看起来也可能像是路边搭起来的棚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终于打败了日本鬼子，搬走了三座大山，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夹港口、太和镇的繁荣与升平的景象都是当年所无法想象的；当年那位老板玩弄的马达卡，现在到处都是，连轿车还要看一看是什么牌子。多灾多难的中国人终于盼望到了这一天。

　　2000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