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帝王29

雍政即位
　　一千七百二十二年（即康熙六十一年）冬，圣祖皇帝年六十八，正于南苑行猎，圣躬忽觉不适，即时驾回畅春园，由是遂病。至冬至祭天，不能亲往行礼。乃命雍王恭代。雍王正于斋所致斋，忽奉急召，归至帝侧，则病已弥留，有皇子七人及尚书隆科多在旁。帝见雍王归，即宣遗诏，命雍王嗣位。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时帝诸子中以允祀之才为最高，自太子废后，恒觊觎其位，闻帝立雍王，不胜愤怒。佯为悲痛之状，即时走出，帝言毕而崩。雍王循例为帝穿长寿袍，亲视含敛毕，乃回居乾清宫，行即位礼，是为世宗，年已四十有四矣。当康熙末年，诸皇子树党相争之时，帝恒居中调和，劝之孝友，以是获仁爱之名，而得圣祖之心。既即位，躬膺艰钜，勤劳政事，日昃不遑，所降谕旨，长者至数千万言，发奸摘伏，激厉人心，洵不愧为雄才大略之主。但性多猜疑，心忍手辣，其极长之谕旨除劝戒臣民外，多言家庭之变。即谓帝之精神，皆用于调和皇族纷争之一端，亦未尝不可也。至其劝戒臣民之语，则甚有趣味。且由此可知满洲衰弱之源。虽其后高宗皇帝极力挽救，而不能不谓满人之衰，自此始也。
　　帝登基时，兄弟之中，除允祥外，其余无不心怀反对者。观帝首降之谕，即可见大政治家之手段。帝以居丧哀戚，不能详理国事，特派大臣四人处理之。四人之中，有帝兄弟二人，一为允祥，一即允祀，其余则一为大学士马齐，一为帝舅尚书隆科多。允祀本帝所最恨，而亦派此重任者，盖阳为尊礼，而内以监视之。帝知诸兄弟之中，以允祀为最有心计之人，若无彼居中指挥，则不能有所作为也。允祀奉命派此任之时，众往庆贺，允祀曰：“予首领且不保，何贺为？”帝侦探广布，此语亦传入帝耳焉。时西北正有军务，允总师于外，帝恐其挟兵为变，乃乘机召之回都。允亦允祀之党也。帝即位后，亦如其暮年之父，屡下长谕，规劝臣民及其家人。此等性质，清代帝后皆然。唯慈禧太后独异，不欲多费唇舌，盖太后乃不肯寻烦恼之人也。今将雍正初年之长谕录于下，谕曰：“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弊至今未息。惟我皇考允执厥中，至仁在宥，各予保全，不曾戮及一人。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尔等若以向蒙皇考宽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辙，致干国法，昏昧极矣。岂但满人，即汉人亦与一家骨肉无异，何苦波累及之。夫人之性情，各有所向，岂有与通国之人，无不投契之理。但办理公事，不可存私。今诸大臣俱在朕前，朕居藩邸，曾与尔等议及私事，密相往来乎！皇考知朕中立不倚，是以命朕缵承大统。朕自思之，亦惟朕方能不戮一人，无一人不保全耳。朕非独因皇考付托之重，实感皇考四十余年教养深恩，委曲周至。言念宏慈，昊天罔极，此朋党之习。尔诸大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尔等当思皇考数十年宽厚之恩，亦当共体朕委曲保全至意。若仍怙恶不悛，朕虽欲勉强仰体皇考圣衷，力为宽宥，岂可得乎！夫朕言是，即宜遵行；朕言非，即宜陈奏。朕未尝拒也。朕屡诏求言，虽小臣欲进言者，咸得上达，每多召入，屏去左右，令其面陈，尔诸大臣非不得陈奏之人，乃隐匿不奏，退有后言，某人不当用，某事不当行，诚小人之恶习也。夫朕所用之人，所行之事，如有不当，尔等身为大臣，何难陈奏。所言果是，朕即用之。如不奏而但肆讥议。设有人诘以不奏之故，能无愧于心耶！贤者朕之所好，尔等即宜好之。不肖者朕之所恶，尔等即宜恶之。乃或其人为朕所信任，尽心竭力于国家之事，则反谓其专擅作威，如此人孰肯效其所为，自取诽谤乎！其或唯诺成风，诸事不问，但思自便其身，为己则得矣，于国何补？夫君亲大义也。譬若父之雠则与之相爱，父之爱则与之为雠，为人子者，有是理乎？要之以君之好恶为好恶，然后人人知改其恶，而迁于善。君臣一心，国之福也。传之万世亦有令名。尔等其祗承朕谕。”此等谕旨，并无所益。诸兄弟之阴谋仍如前日，而天主教士亦因此损其名誉。盖诸王之谋逆者，多与教士友善。其中且有已受洗礼者。雍正元年外省上一封奏，言禁耶教事。下礼部议奏，及礼部覆奏言外国教士应一律驱逐，国中教堂均应焚毁。于是各教士皆避往广州、澳门，而国中教堂三百余所，均毁坏无遗。帝所以允此奏者，因当时耶稣教士颇牵涉诸王之事，且此事之发源，自康熙末年而已然矣。允祀之党以允?&、允为著。帝乃派允使蒙古，以孤其党。但允我至张家口，即逗留不前，且请回京，帝乃行使一种狡猾之手段。以允不法之举动，令允祀议其罪。允祀奏言应革除允之王爵，并将家产充公，而将其监禁宗人府。帝遂降谕如左。谕曰：“允卑鄙性成，行止妄乱，文学武艺，蒙皇考训谕数十年，终于一无所成，平生无一事可以上慰皇考圣心，贻皇考一日之悦豫。抑且赋性阴险，既不自知其庸懦无能，又不肯安分守己，恣意倔强。览廉亲王所奏允恶迹，似无虚语。数十年来，朕诸兄弟各人行谊，昭然在人耳目，朕之兄弟知之，举国孰不知之。诸王大臣等务期各秉公忠，自出意见议奏，倘稍稍有迎合之念，又苟且照廉亲王所奏议覆之处，岂独隳坏尔等臣节，更有何颜瞻拜景陵。且廉亲王所奏，或出至诚，或蓄他念，在朕犹自迟疑未信，此事惟赖诸王大臣公忠办理。著速议具奏。”诸王大臣寻议允奏使不肯前往，捏旨私自进口，不法已极，应革去郡王，撤回佐领，交宗人府永远禁锢。得旨，允之事，交与允祀者，特以观其如何处置。向来允、允?&、允等俱听允祀指示，即便遵行，故朕望允祀教诲伊等，使之改过。乃不但不行教诲，反激成伊等妄为。朕所差遣之处，竟不前往，私回观望，居住口外数月，又称奉旨进口，如此不法，任意妄行，惟欲朕将伊等治罪，以受不美之名。岂知此等无礼无义乖戾犯法之弟，治之以罪，适足以昭朕无私之善政。何碍之有？朕今施以恩泽而不知感，喻以法令而不知惧。朕自当明罚敕法，虽系兄弟，亦难姑息。诸王大臣理应将允素行与今所作之罪，明白指陈，或照允祀所议治罪，或加等减等治罪之处，请旨定夺。朕自降谕旨，其后遂定允以革去郡王，交宗人府永远禁锢之罪。同时宗人府参奏贝子允?&差往西宁居住，擅自遣人往河州买草，踏看牧地，抗违军法，肆行边地。请将允?&革去贝子所有属下佐领，撤出为旗下公中佐领。得旨允?&革去贝子，撤出佐领之处。俱著宽免。帝又作一书，戒廷臣之植党，中有言曰：“朕在藩邸，甚恶此风，断不为其所染，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今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图扰乱国家耳，如此天岂肯如其愿乎！古人云：‘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皇考每引述此语，特指廉亲王言之。’云云。此乃雍正二年五月之事也。至十一月又下谕曰：“廉亲王存心狡诈，结党营私，自朕继位以来，凡遇政事，百端阻挠。即如清查工部清片一案，廉亲王以重为轻，以轻为重，颠倒错乱。其从前所犯应议之案，交宗人府议处者，不止数十事，朕俱曲为宽宥，但切加训诫，冀其改过自新，并未降一阶，罚一俸，乃在廷诸臣，向为廉亲王所愚，反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此朕审查众人神色而知之。一年以来大小臣工，因廉亲王贻累者，乃甘受罪戾，毫无悔心。而廉亲王亦恬然自安，竟不知愧，并不念及国法，稍加儆惧。由此观之，党援终不能解散也。党援必由众人附和而成，若廉亲王一人何所恃而如此行为乎？工部郎中岳周拖欠钱粮，廉亲王私帮数千金，代伊完纳。其意以为他人凡事苛刻，而我独优容加恩。不但邀结岳周一人，并令所管之人无不感戴。如此沽名邀誉，间不知其何意？岳周并非无力完项之人，昨伊将现银二万两请托大将军年羹尧荐伊为布政使，年羹尧据实参奏。朕用人皆出至公。此等小人不止徼幸妄进，并欲使朕之声名有玷耳。廉亲王至今尚无改悔之心，诸臣复不省悟。积习若此，何所底止。朕用是谆谆诫谕，倘诸臣洗心涤虑，尽改前非，则廉亲王党散势孤，朕得以不伤骨肉手足之情，兼可无负圣祖仁皇帝保全之恩。其令天下臣民咸知朕意”。允祀之为人，极有心计，尝欲博取名誉，而加恶名于帝。当其管理理藩部时，擅命蒙古王公除岁首朝贺之外不得入都，亦不赏路费。管工部时，未得帝允擅免诸税，皆欲以美名归己，恶名归帝也。废太子本监禁于煤山，至是病危，帝命御医往视之，覆奏言难望痊愈，帝闻之颇为恻然，欲亲临视疾，又以废太子为帝之兄，若亲往必行君臣之礼，心甚不安，故未往而使人谕之。废太子闻之，甚为感激，至其死后。帝亲往祭奠，又赐以理亲王之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