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传34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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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年年底，他又一次乘船到广州，这次是出席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和李立三是出席大会的两个地位很高的共产党员。张国焘后来说，李在发言中批评了国民党，而毛“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
毛清楚地记得在广州听孙讲话以及与他交谈的情景。毛说：“他是一个演说家，一个鼓动家，讲起话来雄辩有力，赢得了一片掌声--他不容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话水分很多，油很少。他不讲民主。”
在40年后的同一次谈话中，毛还谈起了他的湖南同乡给这个广州籍领导人取绰号的趣事，称孙逸仙为大广孙或大嘴孙。
一个国民党代表还记得一个操湖南口音的人在背后喊叫着要主持人让他发言，说：“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刻会表决！”“他穿一件棉袍，身材中等，面皮发青，态度倔强，一股蛮劲，像一个才到城里的乡下人，一点没有君子风度，不像是个能登大雅之堂的人。我后来查知姓名，才知道他叫毛泽东。”
在广州，毛当选国民党的高级职务，所以后来他回到上海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在后者的工作中，他的合作者是汪精卫（汪后来成为总理）和胡汉民，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的左翼领导人。李立三嘲笑毛是胡的“秘书”。他的大多数同事也认为毛同国民党合作热情太高。
在毛正开展与国民党的联系时，共产党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党中央会议。在毛和李立三缺席的情况下，会议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独立作用，要放松与国民党的联系。但毛仍坚持认为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最佳的可行政策。他回忆说：“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这是夸大的说法。
为两个主人服务实在是太紧张了。1924年的剩余时间，毛又一次没有活动，他说“我在上海生了病”，因而“回到湖南休养”。无疑，他对国民党领导人对他的指责可以不在乎，但要忍受他的共产党同事的污辱那就困难得多，特别是这时他失去了他们当中同情他的李大钊的支持，因为李当时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去了莫斯科。10月以后这种压力变得难以承受，特别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最蔑视他的批评者张国焘被释放，重新进入政治争吵。毛在这段时期继续强调团结农民的重要性，他可能在回家之前就此问题和鲍罗廷商量过。鲍罗廷是最近到上海的俄国“专家”之一。
他的不得志或生病使他回到童年时的村子韶山。在家里他过了31岁生日，他的弟弟、妹妹和两个儿子簇拥着一家之主的毛，他沉思着似乎已走到尽头的政治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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