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12 |
| 作者：唐洲雁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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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对于富兰克林的经历和精神的了解，给毛泽东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1958年，他要求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传，以证明“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这个观点，借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其中就主张把报童出身的富兰克林写进去。1964年2月13日，在谈到做学问要靠独立钻研的问题时，他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书，学问都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的，他也做成大学问。1965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作哲学问题的讲话时指出：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到、看到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富兰克林贫苦出身，后来变为文学家，还试验过电。他谈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这些说法是封建时代就有的，后来马克思说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当年12月在杭州，毛泽东再次提到富兰克林等西方科学家，指出：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里出来的。
从毛泽东对富兰克林毫不掩饰的欣赏甚至是偏爱中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对于那些备尝艰辛，依靠奋斗精神成长，具有开拓精神的英雄人物始终充满崇敬之情，他认定世界是属于那些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的人们的。可以说，这种认识伴随他的一生，铸造他的品格，也有助于成就他的伟业。
青年毛泽东在热情讴歌美国杰出人物的同时，对美国发达的国力、民主制度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并一度试图从中去汲取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营养，尽管在当时他对这种政治思想的理解还非常稚嫩与不切实际。随着这种兴趣的日渐浓厚，他甚至还产生过“联美制日”的设想。
确切地说，毛泽东政治意识的凸显是在他读到《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民说》之后。对梁启超那篇脍炙人口的政论长文，他看得非常用心，不时在上面标点、批注，阐发议论。在对该文《论国家思想》一节所写的批注中，他说到两种君主制国家：一为“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一为“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治评论。可以说，以反对绝对君主专制暴政为宗旨，以承认立宪前提下的君主地位为特征，以英日等国君主立宪政体为模式，构成了毛泽东此时朦胧政治意识的基本倾向。
1911年，毛泽东读到《民立报》上关于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革命的理念开始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对此，他后来回忆说：“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引者注）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受此影响，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发表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政见。与读《新民丛报》时的观念相比，他对政治制度的认识已经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因为当时世界上真正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法国，能够发表上述政见，说明他对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有了一定的印象。当然，不可否认，这时他的政治观念仍然相当朦胧和含混，因为他甚至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都分不太清楚。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美国从来都是中国各界人士观察、研究、分析、议论的重点，也是许多人师法、效仿的楷模。在一师期间，毛泽东对美国的情况极为关心。1916年7月25日，他第一次给萧子升的信表述了有关美国对外战略和中美关系的见解，认为美国在当时不应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欧洲打仗，而应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与中国联手，共同抗击日本。信中写道：“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时，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地，则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己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等待千载之大业已。”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确实充满了期待的心情。
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显然是受到当时知识分子对于美国普遍认识的影响。众所周知，自清末以来，士大夫们便对美国不乏好感，把它看作不同于其他西方列强的国家。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对美国的评价就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美国观。他们用赞美的笔触描绘了这个理想的国度，认为美国“富且强，不欺凌小国，不桀骜中国”；北美新大陆“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美国人“明礼行义，上通天文，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应视之为“域外之良友”。魏源、徐继畲描述的美国由此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所崇拜的对象。正是基于如此美好的印象，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中国从来都不乏“联美”的主张，其中以伍廷芳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自从与中国通商以来，美国素未与他国合谋于我，若能实行“联美”之策，“彼必乐为尽力，无事则联络邦交，深相交纳，有事则主持公论，有所折衷，似与大局不无裨益”。
毛泽东当时主张“联美制日”，除了受前人的影响外，还有许多现实的因素。首先是美国对华战略以门户开放政策为核心，一再标榜尊重中国主权完整，意在抑制某一列强独占中国，谋取与其他列强“利益均沾”；其次是中国的邻国——日益强盛起来的日本，企图独吞中国的欲望已日现端倪，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国抑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与中国人民强烈反日的目标有相当程度的一致；再次，威尔逊（WoodrowWilson）任职后，于1913年退出善后大借款，对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也明确反对，使他在中国获得了任何一个外国人所未曾有过的狂热崇拜与极大信任。正因为如此，青年毛泽东在当时提出模糊的“联美制日”的想法也就可以理解。尽管他对美国对外扩张的政策和美国与日本矛盾的实质还缺乏本质的认识，但他当时对美国充满向往的心情和对中美关系寄予厚望的态度无可厚非。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第一次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中，他承认自己对美国极感兴趣，曾经研究过美国的政治制度、南北战争和独立战争。毛泽东当年研究到什么程度、接受了多少东西，我们今天已经无从查考。但他从这些研究中受到美国科学、民主和人文精神的影响，却是勿庸置疑的事实。1939年2月，他在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时，主动谈到了民主的问题，认为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而这种民主“与美国和法国的民主有相同点”，因此“希望美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1944年4月18日，他对另一位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MauriceWotaw）说过：我们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收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扬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可以说，“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这是青年毛泽东从书本中得到的关于美国政治制度最早、最深刻的印象。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Strong）曾经这样感叹毛泽东关于美国知识的丰富和渊博：“对于美国的许多事，我发现他比我了解得还要多。这真使人感到吃惊，因为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跟外部世界接触过。”其实，她的困惑，王安娜当年在延安时就已经作出了解答。她说：毛泽东关于欧洲和美国的认识，大都是从他青年时期所读书籍中得来的。
今天的人们对王安娜的观点大概没有异议。问题是，青年毛泽东从书本中，究竟获得了哪些关于美国的认识和印象？概括说来，大致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美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当然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民主政治传统；二是关于美国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来自于林肯、华盛顿等人的开国精神、冒险精神，也有来自于罗斯福、富兰克林等人追求事业和科学的探索精神、献身精神。从他们身上，毛泽东汲取了智慧和力量，树立了振兴中国的远大目标，铸就了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品质。青年人的世界观可能随时都会发生改变，但这种意志和品质一旦形成，就会在他的一生中长久地发挥作用。因此，毛泽东与美国，从青年时期起，实际上就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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