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13 |
| 作者：唐洲雁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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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美国思潮
“北京就像一个大熔炉”，毛泽东说，“在那里，不可能变化的人也能被改变。”如果说，长沙求学时代的毛泽东，对于美国的认知还主要来自书本的话，那么，从1918年8月第一次踏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后，他对美国的接触和了解就更加直接和快捷，因为在这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呼吸到携带着欧风美雨的空气，承接了当代西方文化所激起的思想浪花。
与其他受过近代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这时候的毛泽东依然在思考中“找寻出路”。由于他所接触到的中西方文化如此丰富，它们有时互相支撑，有时又互相驳难，使青年毛泽东既感陶醉，又感迷惑。他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诚如斯言，青年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的确非常复杂。这与他接触的社会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密切相关。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到达北京后，在恩师杨昌济的帮助下，一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在这里，他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中，既有“激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又有“温和”的蔡元培、胡适。从他们身上，他兼收并蓄了各种思想和潮流。其中对美国思潮的兴趣，大多是来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胡适。
毛泽东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在上面读到过胡适的许多文章，钦慕之心早已有之。他曾坦言道：“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因此第一次来到北京不久，他便参加了胡适等人发起组织的哲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宗旨就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毛泽东在此亲耳听到了胡适所作的墨子哲学和实验主义哲学的演讲，并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同胡适等人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除此之外，他还登门向胡适请教过留学问题和湖南改造之事，以及关于中西学术思想，得到胡适当面指点。通过多次接触和交谈，毛泽东开始接受胡适极力宣传的实验主义思潮。此后，他从北大《日刊》和其它新杂志刊登的文章中，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又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相信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适合于改造中国传统的思辨哲学和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陈旧教育，一度成为它的忠实信徒。
实用主义，又称实验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本土形成的一个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杜威（JohnDewey）。杜威在美国思想史上的权威地位为学术界公认。在美国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他所起到的作用无人能够比拟。1919年，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后，应北京大学、中央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和江苏教育学会五个单位和团体的联合邀请，于当年5月1日偕家眷抵达上海。他的弟子胡适在《东方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杜威此行在中国引起的反响：“中国的地方他到过并且演讲过的，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印过第十版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学术讲演会的，——几乎数也数不清楚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他所到之处“均受教师、学生、知识分子、政府和社会领袖以及一般民众的热烈欢迎”；他的名字“是中国当时每一个大城市的每一受教育的人士个个耳熟的”。杜威的这次中国之行，长达两年之久。他将当代美国思潮带到了中国，影响了一代中国学人的思想。
杜威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他希望中国的五四青年们在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里脚踏实地地努力，走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道路。杜威的这一改良主义思想直接构成了他的学生胡适（杜威在中国讲学期间，胡适是他的翻译和向导——引者注）的政治行动纲领。在发表于《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号）上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进一步阐发了老师的观点：“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北京回到了长沙，而且把实用主义的改良观念和渐进理想也带了回来。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发展趋势，“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这里的实验主义，是胡适对实用主义的改造和翻译，其实质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并无不同。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写道：“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那么如何打倒强权呢？他认为有二说，一是剧烈的，一是温和的。他主张用“温和”的方法进行改革，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而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由此不难看出，胡适所传播通过非暴力革命的实践手段，追求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的“实验主义”哲学，在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中已经反映得相当明显。此后，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商人等各阶级、阶层必须联合起来，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他称陈独秀所推动的新思潮，就是实验主义的新思潮，陈独秀为了实践这种新思潮而得罪于北洋政府，但陈独秀的行动，却给这个新思潮“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这些文章，无疑都带有实用主义思想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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