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李敖一样幽默15 |
| 作者：李平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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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幽默到正经》中，鲁迅进一步说：“‘幽默’一倾于讽刺，失去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鲁迅将讽刺、幽默和讲笑话进行了细分，这符合鲁迅一贯斗争的策略，鲁迅是不主张做无谓的牺牲，“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华盖集续编•死地》）因此，“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华盖集续篇•无花的蔷薇之二》）而李敖，尤其是文星时代的李敖是不惜命的，“李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看不惯，都可成为我嫉恶如仇的敌人，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料与黑资料，笔力万钧，把死人鞭尸、把活人打倒。在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作业中，我是独行侠，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时髦不能动’。”（《李敖快意恩仇录》）因此，李敖贡献给世界的是带“刺”的幽默，因此，“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地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以至于李敖终于身陷囹圄。
但我们进一步地考察，李敖的身陷囹圄似乎又不能单单归咎于他带“刺”的幽默，事实上，李敖更热衷的是“讲笑话”，甚至“讨便宜”式样的幽默。按照鲁迅的推断这样地幽默下去，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李敖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因此，李敖的流年不利应该从时代上找原因了。当我们回过头看鲁迅和李敖所处的时代，时代并没有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延转到60年代就变得开明和宽容。某种程度上，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其专制较之3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一个专制的时代，鲁迅一再告诫青年，斗争是要讲究策略的。批评带“刺”，却用幽默隐藏起它的锋芒，甚至“讲笑话”、“讨便宜”。但即便如此，也难逃专制的罗网。因为，60年代的李敖时代比30年代的鲁迅时代，权力意志的渗透性和动员力量打压异端的能力更加强大。别说是带“刺”的幽默，“讲笑话”，甚至“讨便宜”式样的幽默也会有人读出其中的腹诽，就像徐复观所指控的。何况李敖后来在社会批判，尤其是针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时集中发力，幽默对象是那样地坐实，那样地让人家容易对号入座呢。
但李敖却以他的幽默实践证明了“讲笑话”、“讨便宜”足以构成对专制世界瓦解的力量，这一点鲁迅似乎估计不足，虽然，他《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证明他并不缺少这个方面的才能，但一到杂文里，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冷峻、严肃起来。李敖的幽默是一路的嘻嘻哈哈，在一路的嘻嘻哈哈中，趁对手不备，他锋芒毕现。所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鲁迅的幽默给予对手的是寒冷、肃杀，而李敖的幽默则让对手有苦难言，这时如果对手无法借权力势力之手来压制李敖，只能明明是被“刺”了，却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台湾大亨蔡万霖就被他“刺”过一次。
1969年，李敖离开“文星”后买下了“国泰信义公寓”一户大套房，总价12万元。李敖这户的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钊买下，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李敖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料，面积也不足，于是他单枪匹马找国泰信义公司理论。
国泰信义公司总板蔡万霖见李敖来了，很傲慢地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吗？”
李敖说：“你们是流氓出身。”
蔡万霖说听到李敖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愣愣地看着李敖。
李敖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吗？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
就像有人指出的，和鲁迅不同的是，李敖已生活在一个西风劲吹的商业社会，他会精细计算自己和舞台聚光灯之间的距离，注意行动的“新闻性”；他会泼皮式地揭露一切“名人”、“圣人”的隐私，以满足大众满含偷窥欲的眼睛。因此，我们也要警惕的是，这样的“讲笑话”和“讨便宜”的“喜感的玩世”瓦解了世界，同时是不是也瓦解了我们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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