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冯玉祥北上 (3)

　　毛泽东把写好的电报交给师哲译成俄文，由阿洛夫发出了。电报中反映了毛泽东急于访问苏联的决心，即使苏联不派飞机或轮船，就是开着吉普车也要去。
　　7月14日晚，阿洛夫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立刻站起来表示欢迎。
　　“阿洛夫同志，坐，坐。”毛泽东指着椅子，“银桥，快去请师主任。”
　　李银桥快步出去了。
　　“是不是斯大林同志回电啦？”
　　“是。”阿洛夫点了一下头。
　　“主席，阿洛夫同志。”师哲进来了。
　　师哲43岁，陕西省韩城县人。1926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3月抵达延安，1944年8月被调到社会部一室任主任。中共七大后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7年3月，他奉命往返于陕北和晋西之间，翻译中苏领导人往来电文并参加土改等工作。1948年3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
　　“坐。”毛泽东指着椅子说。
　　阿洛夫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毛泽东抽着烟，静静地等待着。
　　阿洛夫打开纸，用俄语念了起来，师哲用带陕西口音的中文流利地翻译着：
　　阿洛夫同志：请转告毛泽东以下情况：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毛泽东抽着烟，脸上带着微笑，一边听一边轻轻点着头。
　　毛泽东注意到，这封回电与上封回电有明显的变化，推迟的理由已经从中国的情况变成了苏联的情况，口气也比上次缺少了商量的成分。苏联居然需要中央负责同志亲临各地征购粮食，而且，一呆就是四个月，这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毛泽东同志，电报完了。”阿洛夫一耸肩，把两手一摊。
　　“阿洛夫同志，难道苏联竟需要党中央领导人全体出动去征购粮食吗？”毛泽东一脸的不解。
　　“是的，毛泽东同志。”阿洛夫看出了毛泽东的怀疑，肯定地点了一下头。其实，不管是不是真的如此，既然斯大林的电报里已经这样说了，他当然也就只能这样说。
　　“主席，据我所知，粮食征购……在苏联……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并且娶过苏联妻子的师哲打着圆场。
　　毛泽东面无表情，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说实话，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太出乎他的意料了。本来，他还以为这一回无论如何也要启程了呢。可是，回电一下子就把这个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的访问时间，推迟了整整四个月。在四个月里，中国革命的形势该起多大的变化啊！而且，推迟的理由又不令人信服。他总觉得，这个理由其实是另一个更为真实的理由的托词。不过，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我们也就只好如此……
　　“阿洛夫同志，我现在就口述回电，请你转告斯大林：‘同意您在7月14日电报中所说的意见，我们把到您那里去的时间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毛泽东说着在铜烟盒里拧灭了只剩下一点的烟蒂。
　　1948年7月31日晚11点半，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办公室。
　　在明亮的电灯下，毛泽东左手夹着一支烟，右手握着毛笔起草着文件。
　　“恩来，有什么事情吗？”毛泽东把毛笔搁在铜砚台盒上，转过身来。
　　“主席，”周恩来递过电报，“这是十二位民主人士5月5日电报的全文。”
　　“噢——终于收到了，真不易呀！”毛泽东指着椅子，“恩来，坐！”
　　毛泽东拿过电报看着，有时念出声来。
　　“好哇！民主党派的态度很明确，我还是低估人家喽。马上就回信。不然，人家就会说我们打了几个胜仗，架子就大喽！”
　　“还有两封电报，”周恩来递给毛泽东，“一封是汉年发来的香港民主人士的最新动态，一封是我代中央起草的复电，请主席过目。”
　　毛泽东接过电报读了起来。
　　“汉年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啊！随着蒋介石的进一步失败，美国会抬出新的代理人，如李宗仁、何应钦，打着和平的幌子，争取喘息的机会，我们要警惕这个阴谋。民主人士现在存在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对李济深、冯玉祥的倒蒋活动无分析地一概反对；一种是对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是啊，前者是‘左’的倾向，存在于民主人士的左派中；后者是右的倾向，存在于民主人士的中间派中。我们现在是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啊。”
　　周恩来走后，已是8月1日凌晨，毛泽东给十二位民主人士写了复电。这封电报成了中共中央征询民主党派意见，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的正式邀请。
　　1948年7月31日下午5点，美国纽约港停泊着苏联的“胜利号”客轮。
　　阳光灿烂，湛蓝色的天空上飘着几朵乳白色的云，那结实的颜色使人想到19世纪英国的风景画。空气是咸的。和风裹着水的湿气吹在脸上，使人感到惬意。墨绿色的海面上呈现出鱼鳞状的波纹，上面翻着细碎的白浪。被阳光呈适当角度照射的部分，闪着耀眼的金光。船身随着波浪的起伏微微起伏、晃动。有着橘黄色尖嘴的海鸥欢快地飞来飞去，或在船舷、桅杆、码头边的扶栏上站立……
　　冯玉祥夫妇带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婿罗元铮，秘书赖亚力，坐着出租车在城里转来转去，终于甩掉了跟踪的“尾巴”，来到了纽约港。
　　在码头上欢送的人群里，有等待了多时的史沫特莱，冯玉祥走上前去。
　　“史沫特莱女士，您也来了！”
　　“冯将军，祝贺您，终于可以回国了！”
　　“谢谢，谢谢！”
　　“希望美国没有给您留下太坏的印象。”
　　“总的来说，美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但愿这是您的真心话，而不是外交辞令。”
　　“更准确地说，除了一些不愉快的人和事之外，我是喜欢美国的。”
　　“谢谢！这就真实多了。”史沫特莱随即压低声音，“您如果能见到朱德将军，代我问他好！”
　　“我一定带到。”
　　“告诉他，我已经开始动手写《朱德传》了。”
　　“一定转告。你不要忘了还有我这样一个读者啊。”
　　“不会忘的。您的那本书呢？”
　　“写完了，我已经寄往香港了。”
　　“出版以后送我一本。”
　　“一定。”
　　“唉……我真希望跟你们一起走哇！”史沫特莱叹了一口气，由衷地感叹说。
　　“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吧。”冯玉祥真诚相邀。
　　史沫特莱摇摇头，斜着眼睛示意地往登船的舷梯口一瞟，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那里站着几个移民局的官员。
　　“你们的船把我的心带到新中国去了。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代我问好！”
　　“一定。你也要多保重！”
　　“祝你们一路顺风！”
　　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召见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
　　张道藩51岁，字卫之，贵州盘县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内政部常务次长，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
　　“介公，您找我？”
　　“卫之，坐。”蒋介石指着对面的沙发说。他对文人，要比对特务、军人客气得多。
　　张道藩小心翼翼地坐下了，但不敢坐满，只有屁股的后半部分沾着沙发。
　　“最近，美国人趁我们在军事上暂时失利，落井下石，秘密扶植李宗仁、何应钦、宋子文等人，借与中共和谈的牌，来打击我，你晓得吧？”
　　“嗯……听说了一些。”
　　“要论跟中共的交情，谁也比不上张文白。他跟周恩来称得上是莫逆呀。”
　　“是。”张道藩不知蒋介石在此时提张治中是什么意思，只好谨慎地应道。
　　“这样，你找个笔杆子，模仿周恩来的口气，写一封给张文白的信……”
　　“信里谈什么呢？”
　　“就谈中共希望……跟我们重开和谈哪！”
　　“您的意思是……”
　　“不是光李宗仁、何应钦、宋子文能和谈。我也能和谈，我手里有通向中共的王牌，不非得李宗仁他们！给美国人看看，打击一下李宗仁他们的嚣张气焰。”
　　“唔……我明白了。”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兵不厌诈嘛。”
　　“是。”
　　“写好之后，给我看一下。然后，找几家报纸披露出去。”
　　蒋介石坐在座椅上，毛人凤急匆匆地进来了。一看他那晦暗的脸色，蒋介石就知道他带来的是个坏消息。
　　“校长，苏联……用客轮……把把把冯玉祥……接接走了。”毛人凤结巴着。
　　“娘希匹！”蒋介石陡然变色，噌的一下从椅子上蹿了起来，咚咚地把桌子敲得山响，脸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你怎么能让共产党……把他接走呢？”
　　“是是是……苏联……”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更正着。
　　“都一样！苏联不是共产党？什么苏联？那是幌子！还不是在替中共帮忙！”
　　毛人凤低着头，下巴抵着锁骨，汗如雨下，大气不敢出。
　　“我问你，你是怎么跟美国人办的交涉？”
　　“美国人答应得好好儿的，说把人交给我们，没想到……突然变了卦……”
　　“没想到？难道非得等到冯玉祥到了中共那里，你们才能想到吗？”
　　毛人凤皮鞋里的脚指头使劲儿抠着地，后背湿透了，脑门子上的汗啪嗒啪嗒地砸在地板上，他也不敢伸出手揩一把额头上的汗。
　　“为什么不采取断然措施？”
　　“来，来，来不及……”
　　“来不及？干什么来得及？吃饭来得及！你们就晓得大把大把地领美钞、银元，干事情却来不及！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饭桶！”
　　毛人凤觉得今天真是晦气，自己就像一面破鼓，总统爱怎么捶就怎么捶吧。
　　“为什么——不早点下手？”
　　“想把他引渡回来……再说，美国毕竟不同国内……”毛人凤嗫嚅着。
　　“有什么不同？在等待敌人方面，都是一样的。林肯不就是让人杀死的吗？”
　　毛人凤无言以对。
　　“退一万步说，美国也不是苏联哪。冯玉祥的亲眷哪？”
　　“都都都跟他……一块儿走了。”
　　“什么，连亲眷也一块儿走啦？原来是早就安排了后路。怪不得跳着脚地骂我呢。我对你说，绝不能让他到中共那里去。中共得到他，就如虎添翼！”
　　毛人凤更不敢搭腔了。他觉得蒋介石提出的简直是办不到的事。
　　“你打算怎么办？”
　　“呃……不不好办……”
　　“什么？不好办？不好办也得办！好办还要你们这些人干什么？”
　　“他在船上……”
　　“我们也有船哪？能不能让军舰拦截呀？”
　　“他他他在大西洋上……”
　　“大西洋又怎么啦？”蒋介石一时没转过弯儿来，“‘寇能往，我亦能往’！”
　　“差差差着半个地球呢。”
　　“噢……”蒋介石恍然大悟，“总之，这件事交给你，你去想办法。这一点要学习中共，无孔不入。戴笠不在了，他的办法就多。冯玉祥投共，拿你是问！”
　　1948年8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年作战的经验教训，制定新的战略。会议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是整编师（军）以上的高级将领。检讨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案：“第一，军事应作久远之计；第二，对****应并用歼灭战与消耗战；第三，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东北；确保华北……；第四，西北须计划建立以兰州为中心之独立作战地带……；第五，长江以南成立绥靖署、绥靖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对以上军事战略概括为：“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
　　8月7日，蒋介石在军事检讨会议闭幕时讲话说：“现在，令我担忧的不是实力，而是士气。在我们的军队中，士气低迷，充满失败情绪，被俘后不能慷慨成仁，也不能相机反正，反而掉转枪口打自己人，这是剿匪前途最大之隐忧。因此要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确立必胜信念，坚定对领袖的信仰，发扬不成功则成仁之精神。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是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只要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实施，就可以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与此同时，一直密切注视中国战局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军事供应，现在似乎尚未达到已能支持大规模的、持续的、有足够力量和持久性的攻击。尚未达到夺取国民党任何一个防守较强的城市中心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严守他们的包围、消耗和有限制的进攻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