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护装具

作者:崔玉亭 字数:12121 阅读:47 更新时间:2009/06/18

防护装具

中国古代兵器中,长兵器、短兵器和抛射兵器都属于攻击型兵器。与此相对应的是防卫型兵器,即盾、甲、胄 (Zhòu音皱)等。在以冷兵器为主的古代战争中,防卫型兵器与攻击型兵器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二者相互配合又相互促进,缺一不可。防卫型兵器重在保存自己,攻击型兵器重在消灭敌人,两种兵器的作用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但进入火器时代之后,原始的甲、胄、盾越来越抵御不了火器的攻击,逐渐被淘汰。我们所见到的近代坦克、装甲车,便是二者合一的新式武器,既能防御又能攻击。

  1.盾

  盾是一种手持的防护兵器。古代将士在作战时,通常左手持盾以掩蔽身体,防卫敌人刃矢石的杀伤,右手持刀或其他兵器击杀敌人,二者配合使用。

  盾,古人称“干”,与戈同为古代战争用具,故有“干戈相见”等词。后后来还称作“牌”、“彭排”等。传说我国最早的盾,远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山海经》中有关于“刑天”这位英雄人物的神话,描写他一手操干,一手持斧,挥舞不停的雄姿。陶渊明为此写诗赞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盾作为一种“主卫而不主刺”的卫体武器,早在商代就已经存在。到唐代时,盾改称“彭排”。宋代时正式称“牌”。明清两代沿袭宋习,称牌而不再称盾。

  古代的盾种类很多,形体各异。从形体上分有长方形、梯形、圆形、燕尾形,背后都装有握持的把手。手持的盾牌一般不超过三尺长。春秋战国时,战车上专门有人执盾,以遮挡矢石。城头上多设盾橹,作为守城护具。骑兵和步兵所用的盾牌渐渐趋于小型灵便、坚固耐用,而“鸿门宴”上,壮士樊哙使用铁盾将交戟门前的卫士撞倒在地,这种铁盾则是一种重盾。

  盾牌按制作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木牌、竹牌、藤牌、革牌、铜牌、铁牌等。其中用木和革制作盾牌的历史最长,应用也最普遍。商周时期,盾多用于车战和步战,用木、革制做或者用藤条编制的盾是军队中的重要防卫武器。这时的盾,形状近似长方形,前面镶嵌青铜盾饰,有虎头、狮面等,个个面目狰狞,令人望而生畏,借以恐吓敌人,增强盾牌的防护效能。有一种木盾特别流行,顶上有双重弧花纹,呈长方形,表面涂漆,并绘有精美的图案。藤牌也是军队中常用的一种盾牌。最早出产于福建,明代中叶传人内地。藤牌是采集山上老粗藤制作的,一般编制成圆盘状,中心凸出,周檐高起,圆径约三尺,重不过九斤,牌内用藤条编成上下两环以容手臂执持。这种藤牌,编制简单,使用轻便,加上藤本身质坚而富有伸缩性,圆滑坚韧,不易兵器砍射破入,所以藤牌传入内地之后,很快便成为步兵的主要装备之一。

  明代大将戚继光十分重视盾牌的使用。他非常善于量才用兵,选拔“少壮便捷”的士兵担任藤牌手,“健大雄伟”的壮士则当长牌手。步战时,他指挥队伍,前面“二牌并列,狼筅(xiǎn音显)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身后。”

  (狼筅是一种简易的长兵器,多刃多层,具有刺、砍、钩叉等多种功能。)戚继光还命令伍长,手持挨牌在前,其余士兵按鸳鸯阵紧随在牌后 (挨牌是一种近似倒梯形的长牌,上下两缘呈弧形弯曲,高约5尺,宽约1尺多,用轻而坚硬的木头做成)。这种鸳鸯阵法,既科学又严密,曾经在抗倭战斗中屡建奇功,大显神威。

  明代还发明过能与火器并用的多种盾牌。这种盾牌不同于以往的是既能防御又能攻击,且威力很大。可以说它是古代的“坦克”。这类新式武器,有许多响亮的称呼:神行破敌猛火刀牌、虎头火牌、虎头木牌、无敌神牌等。这种牌是用生牛皮制成,内藏火器。战斗时,牌手持牌掩护士兵前进,先向敌人喷火,火焰喷射二三丈远,足可抵挡强兵十余人。“虎头牌”内藏猛箭一二十枚,临敌时,突然发射,以杀伤敌兵。明代最大的一个牌后面可以遮蔽25人。作战时,可施放火焰,阻止敌骑兵的冲击,又能掩护士兵免受箭枪射杀,还能数面神牌相连,迅速布成城墙,阻挡敌兵进攻。这些与火器并用的盾牌是明代所特有的。

  铜盾和铁盾在我国古代曾经作为仪仗物使用过,尽管它们防护力强,但持在手里,若面积小则降低防护效力,若面积大则份量加重,所以一直未能用于作战。

  2.甲

  甲是古代将士穿着在身上的防护装具。它可以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免受冷兵器的伤害。甲又叫“介”或“函”,古人称制甲的人为“函人”。先秦时期人们把用皮革、藤等物做的叫作“甲”,后来有了铜片、铁片制的甲便改称“铠”,唐代以后一律铠甲统称,不再区分质料。

  甲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的需要,借助野兽的皮、林中的藤、木等物,制成简单的护饰,穿戴在身,以抵挡木、石兵器的伤害。据说可以称为“甲”的防护装具是夏朝的第六代国君“抒”(Zhù音住)发明的。主要是用皮革制做,披戴在前胸后背、腰腹等部位,既不影响四肢的格斗活动,又能防御身体主要部位免受兵器的损害。那时的甲,只是整块皮革做成了甲片。殷墟中的土层表面曾发现皮甲遗留的痕迹,有黑、红、白、黄四种颜色涂成的斑斓纹理,残迹最大径约40厘米。这种皮甲距今已3000多年了。整片皮革制做的甲坚硬发板,兵士着装在身,持枪操刀搏杀时,十分不便。后来改为用小片的皮革联缀。可按护体部位的不同、将皮革切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革片,每片穿小孔,用细绳联缀起来。为了增强甲片的牢固性,还用双层或多层皮革缝制,表面涂漆,既美观又实用。自青铜器出现以后,人们用青铜片铸成兽面护饰装在甲衣胸背部。在西周时的古墓中曾发现过钉缀在甲衣上的各式青铜甲片。这种带青铜片的甲衣,其防护效能又增进一步。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战事连年不断。“兵戈乱浮云”,攻击性兵器不断改进,促使防卫装具进一步坚固、完善。甲的制作工艺相当完备,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制度。皮甲的防护功能和卫体面积都较前增大,成为战斗中的主要防护装备。在湖北曾出土了战国早期的12领比较完整的皮甲:全甲由甲身、甲裙和甲袖三个部分组成。身甲又有胸甲、背甲、肩甲、肋甲等共计20片甲片编成。甲片尺寸较大,最长的达26.5厘米。甲袖左右对称,各由13列、52片甲片编成,编联成下面不封口的环形,成为上下大小可以伸缩的袖筒。甲裙由上下四列甲片编成,每列14片甲片,自左向右叠压,固定编缀,然后再上下纵联,整个甲裙上窄下宽,便于下肢活动。身甲和甲裙均在一侧开口,便于穿着,穿好后再用丝带结扣系合。古人把这种用丝绳缀联起来的甲叫作“组练”。这些皮甲在古代的车战中与盾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防御青铜兵器的攻击,所以那时各国军队都装备皮甲。

  关于皮甲的制造,《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制甲首先得选择原料,最好的皮料是犀牛皮和兕(sì音四)皮,兕是一种独角野牛,样子很像犀牛。据说用兕皮制做的甲可用200年,犀牛甲可用100年;这两种兽皮合起来缝制的甲能用300年。其次是鲛革,即鲨鱼皮制做的甲,也很坚固耐用。那时,吴国多用“水犀之甲”,楚国多用“鲛革、犀兕以为甲。”有了上好的皮革,工匠还得量体裁衣,根据穿着者的高矮胖瘦,画出样式,量好尺寸,经过良工的精心缝制,才能做出得体合身,坐、起、跪、拜皆便的甲衣北方的燕国曾以制造精甲而闻名列国。据说那时燕国几乎人人都会制做铠甲,所以没有专门制做铠甲的“函人”。

  在车战中甲是主要的防护装具,几乎每名武士都配套铠甲,所以军中兵员实力又往往以铠甲数目表示,如“披练三千”、“带甲十万”等。当铁甲出现以后,皮甲、藤甲仍是少数民族军队的主要防护用具。比如《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曾经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南蛮首领孟获,在作战时,“身穿犀牛甲,头顶朱红盔,左手挽牌,右手执刀,骑一头赤毛牛,……”还有一段关于藤甲的故事,说的是蜀国东南700里,有个乌戈国,国主名叫“兀突骨”,身高一丈二,不食五谷,以生蛇恶兽为食;身有鳞甲,刀箭不能侵。他手下的军士都穿藤甲:那藤生长在山涧里,盘缘在石壁上,那里的人们采集这些野藤,浸在油中半年,然后取出来晒,晒干了再泡,这样反复十多遍,才能用来编成铠甲。这种藤甲穿着在身,渡江不沉,经水不湿,刀箭不人,称为

  “藤甲军”。但是兀突骨率领他的藤甲军与蜀军作战时,却遭到惨败。那油藤甲不浸于水,却抵不住火。所以,诸葛亮把他们引入峡谷,先用火烧,再用石炮击,3万藤甲兵如陷火海,全部丧生,场面惨不忍睹,诸葛亮本人也不禁垂泪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心损寿矣!”演义毕竟有所夸张,不足为据。但在我国古代战争中,各类皮甲确实是军队中长久使用的防护器具。特别是犀牛皮、兕皮、水牛皮、鲨鱼皮坚硬厚重,又有韧性,青铜兵器和一般的轻型铁兵器难以刺穿,防护力相当强。那时的军队兵马均披甲,以蔽刀箭。青铜由于脆硬,一直用来锻打成片,钉缀在甲衣的胸部背部,起到盾的某种作用,保护身体重要部位。所以青铜制品一直作为皮甲的附属物,而终未取代皮甲。这样直到精锐的钢铁兵器问世以前,皮甲作为防护战具在军中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宋朝、元朝军队中皮甲作为一种轻便防护装具仍与铁甲一起使用。而许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仍使用皮甲皮盔。

  从战国晚期到东汉,随着铁制兵器的发展,铁铠逐渐代替皮甲成为主要的防护装备。铁铠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策·韩策》中称之为“铁幕”。那时的铁甲用于防护手臂部分。“铠”字原意就指:厚重、坚实。西汉时,人们称铁甲为“玄”即黑色的意思。汉武帝时,有位著名的骠骑将军叫霍去病,他生前曾先后6次西征匈奴,屡建功勋,却年仅24岁就因病去世。为悼念这位早逝的英雄,汉武帝“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其送葬。当时,用玄甲军送葬是十分隆重的葬礼。这种场面虽然我们已无法看到,但模拟送葬军阵的陶俑群,却在2000多年后被人们发现了。1965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一座相传是汉丞相周勃的墓地附近10个土坑中,出土了彩绘陶俑2500件以上,其中40%的陶俑身上披着铠甲,虽式样不同,但都涂成黑色,上面再用红色或白色区划出片的细部。这组陶俑正是象征身着披玄甲的军队,它形象逼真地向我们展示了古代金盔铁甲武装起来的军容。

  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多处汉代遗址上发掘出许多铁甲片。经专家考证,那个时代的铁甲正逐步由粗陋到精致,经历着一个更新变革的过程。原来是用较大的长条甲片编制成“札甲”,虽编制简便,但活动不便,后改用小片甲片编制成“鱼鳞甲”,作工更加细致。从保护部位上,由仅保护胸背的形式增加有保护肩臂的“披膊”及保护腰胯的“垂缘”。出土于呼和浩特的一领西汉铠甲就是带有“披膊”和“垂缘”的札甲,全甲共有600多片甲片编成,重11.1公斤,而出土于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的一领铠甲则是带有“垂缘”的“披膊”和“鱼鳞甲”,全甲共由3008片甲片编成,总重20.2公斤,其制工异常精美。

  西汉以后,甲片的基本形制和编组方法基本固定,变化不大,通常是选用搓得比较精细的三股麻绳编缀。其编缀方法大致是先横编后纵联,横编时由中心一片向左右编缀,纵联时由上而下,所以编成的铠甲一般是上排压下排,前片压后片。在需要活动的肩、腰胯等部位,则采用左右横向固定,上下纵向活动编缀,就是将编组的绳索留有可供上下活动的长度。这种活动编缀的甲片,编时则需要下排压上排,整个铠甲的编缀方法简单而有规律,便于及时修复。

  汉代铁甲不仅在编制工艺上日益精湛,而且铁甲的锻造技术也不断提高。据专家测定,西汉铁甲片表面为铁素体的退火组织,中心部位的碳含量很高。所用材料是块炼铁,锻打成铁甲片后,再退火,表面脱碳,使炼就的甲片不仅坚硬而且富有韧性。不仅如此,汉代铁甲的生产量也很大,能够达到军队兵员一人一领的程度。据《东观汉记》载,刘盆子率20万人马向刘秀投降时,在宜阳城西堆积的铠甲,就像熊耳山一样高。三国时期,上好的铠甲都是用“百炼钢法”锻造的。诸葛亮曾下令制造“五折钢铠”。这种“五折钢铠”是选用反复选打五次的钢片锻造而成的。据说诸葛亮还监造过一种名叫“筒袖铠”的铁甲,选料精良,制作考究,流传几百年。这种铠甲不仅能抵御一般的锋矢,甚至连“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人”。可见其防护功能之强。

  南北朝时期,随着重甲骑兵的崛起,适用于骑兵装备的“两当铠”极为盛行,逐渐成为铠甲中的重要类型。所谓“两当铠”是由一片胸甲和一片背甲组成,因为它的形制和服饰中的“两裆(liǎng dāng)”形状相似而得名,两裆古代指背心。这种铠直到隋唐仍很盛行,唐代还盛行“明光铠”。据《唐六典》记载,唐朝的甲制共有13种,其中明光铠、光要铠、细麟铠、山文铠、乌锤铠和锁子甲都是铁制的。“明光铠”的前胸和后背各有一面像镜子一样的金属圆护心,太阳照射时即闪闪发光,因此得名。锁子甲是一种用铁链衔接,互相密扣,缀合而成衣形的铠甲。这种甲穿起来柔和便利,比大型坚甲轻松。为适应步兵野战的需要,在唐代供步兵使用的步兵甲有了很大发展。据《通典》所记,当时每队战士有60%的人装备有铠甲,而汉代军队披铠甲的士兵仅占总数40%。这种步兵甲的基本形制是:身甲前后片在双肩上用带联扣,两肩所覆披膊作兽皮纹,腰带下垂有两片很大的膝裙,上面叠缀着几排方形的甲片。宋代的“步人甲”就是由这种铠甲演变而成的。唐代的甲虽然种类繁多,式样各异,却主要供骑兵穿着,战马一般不披甲,这样在作战时骑兵机动性大,以轻捷快速而取胜。另外,唐代制甲,还讲究外观华美,往往涂上金漆或绘有各种花纹。唐太宗李世民还是年轻将领时,曾身披金甲,陈铁骑1万人,甲士3万人,在太庙前举行凯旋礼。那时仪仗典礼等隆重场合下都有金盔银甲的壮观场面。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下“金锁甲、绿沉枪”的诗句。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出塞曲》也有“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银山动地来”的名句,形象地描绘了众多兵士身着铠甲,在阳光的照耀下,像银山一样烁烁发光的壮观景象。

  宋代铠甲有钢铁锁子甲,黑漆顺水山字甲,明光细网甲,明举甲,步人甲等。还有一种十分坚精的铁甲——一瘊(chóu)子甲,是青堂(今青海省西宁市附近)羌族人民制造的。这种甲柔薄坚韧,甲片呈青黑色,光亮得可以照见毛发。当时有人做过一个试验,在50步以外用强弩射击,结果任何强有力的弩箭射都不透这种甲,其中只有一支箭射入,经检查,原来这支箭是射在穿带子的小孔里,射进的铁箭头竟被甲铁碰得反卷起来,可见其坚硬程度是相当高的。这种铁甲,是用冷锻法加工出来的。当甲片冷锻到原来厚度的三分之一以后,在它们的末端留下像筷子头大小的一块不锻,隐隐约约像皮肤上的瘊子,所以叫“瘊子甲”。铠甲发展到宋代已经非常完善并形成了一定的制度。

  在我国古代,铠甲是军队的主要防护装备,所以它的生产一直由国家控制。唐代专门有生产铠甲的“甲坊署”;宋代设有南、北作坊。据《宋史·兵志》记载:一套铠甲总重量为45至50斤,有1825枚甲叶,需要花费120个工作日才能做成。可见那时生产一副铠甲是相当花费工时的,首先要把铁锻打成甲片,此间需要经过打札、粗磨、穿孔、错穴、裁札、错棱、精磨等多道工序,然后再用皮条编缀成整领铠甲。铁甲虽然防护能力很强,但份量很重,兵士穿上全套盔甲,再加上随身携带的必需用品,负重足有百斤以上,再拿着兵器行军作战,其负荷之重,操劳之苦是难以想象的。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古代边防士兵武装得像钢铁机器人一样,艰难地守卫着边关的情景。除此之外,铁甲还有一个缺陷是帖近身体的一面也十分坚硬,常常会磨伤皮肤。宋朝时,在铁甲内面衬上绸里,后来又在甲衣内穿上絮有棉花的“胖袄”,以防止磨伤皮肤,“胖袄长四尺六寸,装棉花绒二斤,裤装棉花钱半斤”。战士穿上棉袄棉裤,外罩铁甲衣,若是在冬天寒冷的地方,既保暖又保险,可算是享福了;可若是在炎热的夏季骑马作战,真如身陷蒸笼一样,整天浸在汗水里,还常常生虱子,甲士辛苦之极矣!身穿铁甲的将士行动十分不便,上下马都靠别人扶持,在皇帝、要臣面前无法行跪拜礼,只能拱手作揖致礼,所以军礼规定“介胄不拜”。

  为了减轻甲的重量,又不降低其防护能力,唐代以后出现一些轻型铠甲。

  《水浒传》中有一位金枪班教师徐宁,他家中藏有一副价值万金的雁翎甲,后来被鼓上蚤时迁盗走了。这副雁翎甲是用雁翎根联缀而成的,可以抵御轻武器的斫、刺。元世祖忽必烈征讨乃颜时,曾赏赐给洪俊奇一副雁根甲。这种甲份量轻,防护效能又好,但是成本昂贵,只能供极少数将领着用。用来装备部队的轻型甲主要有毡甲、绢甲、绵纸甲,其中又以纸甲使用较多。唐懿 (yì)宗时,河东节度使徐商发明纸甲,据说坚固异常,猛箭不能射穿。1040年,北宋曾造纸甲3万副,分发给陕西防城弓手使用。明代中叶,戚继光领兵在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倭寇时,令士兵穿着绵纸甲。这种甲份量虽轻,却能有效地防御鸟铳(chòng)铅子,特别适合在我国南方地区作战使用。

  明清两代,军用铁铠不仅制作精良,而且非常注重轻便。皮甲已完全被废弃,多用钢铁制作网甲,也叫锁子甲。比较盛行的有护卫上身及两膀的钢网衣,护卫下体的钢网裙或钢网裤,以及护卫手腕和脚的钢网腕、钢网靴。清代的铠甲分为胸马甲、腰甲、腹甲、腿甲四项,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从外观装饰上都较前有较大进步。清高宗弘历的御用铠甲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这领铠甲异常精美华贵,全甲由八个部分组成:铜盔、护项、护膊、战袍、护胸、铜镜、战裙、战靴。甲衣上内衬钢片、明哈片、玳瑁 (dài mào)边,战袍上密缀铜星,式样别致,具有民族特色。那时还十分流行一种战袍,袍外绣各式图案,里面装饰许多半圆体凸形小铜星,排列有序,肩上加置铜条,袍里则联缀甲片,其质坚厚,可抵御矢镞及鸟枪丸弹。这种战袍,柔和贴体,藏而不露,很受将士们欢迎。清代中后期,一方面由于火器的不断更新,铠甲的防护能力相应地下降;另一方面,清政府日益腐败,军备松弛,使得军队中铠甲徒具形式,只在操练、秋阅或仪仗中使用,以示雄武。后来西式操练的推广,铠甲才正式退出战争舞台,结束了它几千年的戎马生涯。

  3.胄

  胄是一种用来防护头颈的装具。在我国古代,人们通常把护卫身体其他部位的装具称为甲,而把护卫头部的单独叫作胄,又因甲和胄是配套使用的,所以“甲胄”一词便成了中国古代防护装具的概称。胄是先秦时期的称呼,战国时称为“兜鍪(móu)”,北宋时称“头鍪”,宋以后又多称“盔”。

  传说在上古时代,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中,蚩尤部落最先发明了防护头部的装具,并在顶部装上兽角,既能护头,又可触人,具有双重战斗性能。新石器时代的胄,多是用藤条编制或用兽皮制做的,有些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使用藤胄、皮胄。后来,人们开始使用皮革制胄。曾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战国初年的皮胄,用18片皮甲片编缀而成,中有脊梁,下有垂缘护颈。这种皮胄是殷周时期皮胄最典型的代表。

  青铜胄在殷代也已开始使用。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胄是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制品。1934~1955年,梁永恩先生在安阳侯家庄1004号殷墓中,发现了140多顶铜盔。这些铜盔形体近似,都是整体范铸而成,重2~3公斤,高15厘米,底宽18厘米。不少铜胄的正面铸有兽面纹饰,额部中心线是扁圆形的兽鼻,大大的兽目和眉毛在鼻上向左右伸展,与双耳相接,圆鼻下是胄的前沿,在相当于兽嘴的地方,则露出将士的面孔,显得十分的威严。胄的顶部有一向上竖起的铜管,用以安插缨饰。胄的表面打磨光滑,兽面等装饰图全都浮出胄面,大部分铸成虎头状,外观雄武,所以古代称顶盔披甲的将士为“虎(bēi)”之士。胄的内面仍保留着铸造时的糙面,可以推测当时胄内一定还有柔软的织物作衬里。西周时的铜胄也是整块范铸。左右两侧向下延伸形成护耳,有的在胄沿宽带上凸出一排圆泡钉。从出土的周胄来看,造型朴实,不像殷代胄那样装饰华丽怪谲。

  战国时期,铁制的护头装具随着铁兵器的发展应运而生,由于它的外形很像当时的饭锅——鍪,所以开始时被称作“兜鍪”。1965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一座古墓中出土的铁兜鍪,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它是用89片铁甲片编制而成,全高26厘米。从顶部开始一层压一层编缀,自上而下共七层。整个头部裹护严实,仅留面孔部分。式样简单,没有特别的装饰。秦汉以后,铁兜鍪成为将士护头的主要装具,在兜鍪的后侧,常常垂有保护脖颈的部分,称“顿项”。唐代以后,“顿项”又常用轻软牢固的环锁铠制成,以便于颈部活动。南北朝的兜鍪,额前伸出冲角,两侧增加护耳,这种形制和结构一直保持到隋末。据说,13世纪蒙古首领铁木真率领骑兵西征时,骠悍的蒙古骑兵,身披铁甲,头戴一种样式奇特的铁盔,面部有一个硕大的船锚形护鼻器,手持明刀快斧,骑着高头大马,那样子十分狰狞可怖。刚入侵印度时,人们以为魔怪降世,惊骇之状不亚于我们现今对外星人的惊奇和恐惧。唐宋以后,兜鍪改称为“盔”,但其形制和结构基本保持了南北朝时期的风格。这种铁制的头盔,作为我国古代军队中普遍装备的护头装具,一直使用到晚清。明代的头盔大体上承袭了宋以前的遗制,有所改进的是御林军使用的锁子盔,铁钵的形制像一顶便帽,下沿内装锁子钢丝网,盔高8寸多,网长1尺左右,网环极为细密,而普通士兵着用的铁盔比较简单,没有什么装饰,铁钵高大,眉庇较宽,整个盔面下宽上窄,呈尖塔形。军官用的铁盔,上面雕刻有龙虎图纹,有的还用金银镶嵌,盔上有管,可插貂缨。随着火器的发展,铁盔的形制渐趋轻体化。到清代末年,西式钢盔传入中国,成为步兵通用的防护器具,但其形制已与古代兜鍪大不相同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步兵作战装束是迷彩服和钢盔,古老的铁甲已列为历史遗迹,胄却以另一种崭新的面貌在现代战争中发挥效用。

  4.马铠

  在古代战争中,战马曾是战场上十分重要的一支生力军,所以保护战马的安全,也是防护的一项主要内容。我国古代用于保护战马的专用铠甲称为

  “马甲”或“马铠”。

  早在殷周时期,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马甲主要用来保护驾车的辕马。秦汉以后,骑兵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兵种,马甲又用于保护骑兵的乘马。这两个时期的马甲在用料、制作工艺和形制上都不相同。殷周时期用来保护辕马的马甲,主要是皮质的,面上髹(Xiū)漆,并画有精美的图案,整副马甲分为保护马头及躯干两个部分。秦汉以后,用于保护骑兵乘马的马甲,开始时还有皮质的,主要是用皮革制成的“当胸”,三国以后,就出现了全副铁质的马铠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重甲骑兵——“甲骑具装”,至此马铠的结构日趋完善,并从此称为“具装”。这种“具装”一般由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马胸的“当胸”,保护躯干的“马身甲”和保护马臀的“搭后”、“寄生”六个部分组成,使得战马除了耳朵、眼睛、鼻子、嘴以及四肢尾巴暴露以外,全身都受到铠甲的保护。当时这样一领具装铠总重量接近90斤。隋唐以后,重甲骑兵日渐减少,但马铠仍是军队中较多使用的防护装具,一直到明清时期,骑兵的战马才不再披这笨重的马铠。

  甲胄虽然是重要的防护装具,但也有它的弱点。从皮甲到铁铠,随着甲胄防护力量的加强,其重量也大大增加。宋代一领铁甲重约50斤,明代的铁甲一领连盔重57斤,再加上兵器和其他装备,一个士兵负重约88.5斤。披戴这样重的盔甲,很不便于行军作战。

  北宋是我国古代甲胄制造的顶峰时期,也是它开始走向衰落的起点,导致它衰落乃至废弃的主要因素是火药的发明和使用。当然,火药发明的初期,它的威力还很有限,甲胄仍然具有一定的防护能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火药日益显赫的威力逼迫甲胄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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