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红色土地

作者:佚名 字数:9871 阅读:273 更新时间:2011/04/17

保卫红色土地

这里,我所记述的,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英勇保卫苏区的斗争生活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汇合地方部队和收容起来的大批的伤病员,于1932年底又组织起了一支部队--红二十五军。

  反动派再不吹嘘“大别山区的红军肃清了”,又急忙调兵遣将,向我发动了新的围攻。1933年1月,敌十五军马鸿逵部马腾蛟旅,由新集向郭家河进攻。红二十五军两个师勇猛出击,激战三小时,全歼敌人两个团;2月中旬九龙缠顶一仗,又歼灭万耀煌十三师一个团。群众看到我军接连打保卫红色土地了胜仗,都高兴地说:“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一度被敌人摧毁的鄂东苏区,又逐渐恢复起来。到1933年4月,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但是七里坪一仗,却遭到了严重损失。

  七里坪是黄安北乡的一个重镇,也是敌人安在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的据点。敌十三师长期驻守在此。领导上想用围困的办法,把敌人逼走,或调出据点歼灭之。这个意图没能实现。敌人一方面困守工事,以武力保持着与黄安、汉口的交通运输,一方面派部队前来增援。虽然,我七十四师于古风岭、凤白山一带击溃了敌八十九师的几次增援,但没有将其全歼。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①[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7页。]我们长期围困七里坪,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逼不走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军大部队集结作战,不但没有油盐菜蔬,连饭都吃不饱。粮食,要到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搞。象老鹰打食一样,搞多多吃,搞少少吃,搞不着就不吃。有的部队只得吃野菜,吃树叶,吃草根,使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得不放弃了七里坪的围攻战。

  部队从七里坪撤下来,还没得到休整,敌人便调集了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八师,又向潢川等地发动“围剿”。反动派以为受到创伤的红军已经筋疲力尽,不堪一击了。但他们想错了。受挫,只能使我们得到教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不会因为一次失利的战斗垮下去的。七十四师的主力主动向临牌石敌人一个团展开了攻势。经五次冲锋,全歼敌人一个团,俘掳副团长以下六百余名,缴获迫击炮三门。敌人的团长也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我军转移到莲花沿、李家湾一带后,敌十三师、八十师、四十四师、五十八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七十五师、三十师、三十一师等部近十个师的兵力,又分路向我合击。我军为避免与敌决战,即向皖西转移。八月中旬,敌七师、十二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调集就绪后,向我皖西进攻。我军转战两个多月,虽然打了几仗,终因敌人兵力强大,无法粉碎敌人的进攻。九月初,在桃树岭一带顽强抗击了十三天后,为了不再与敌人拚消耗,省委决定部队又向鄂东转移。

  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军长吴焕先同志领队前行,我因有病躺在担架上,随同后方勤杂人员走在全军最后。天下着大雨,道路十分泥泞。拂晓走到黄土岗公路附近,和敌三十一师碰上了。由于情况突然,我和吴焕先同志失掉了联络。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连,其他全部是非战斗人员。天已经快亮了,行李担子一大串,冲过去已不可能,只好退到旁边的一座山上。

  因为这山上有个“齐天大圣”的庙宇,所以附近的老百姓都叫它“猴子山”。上山后,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我们,约一个旅围攻上来。我下了担架,一面叫特务连连长指挥全连守住一个山头,一面叫号兵吹调动号。估计,这一突然的遭遇,一定还有没过去的部队。

  军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在群山中响着。过了一会,山下答号了。原来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也掉了队,敌人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不敢盲动。我们集合了半天,一共收容了六个连队。当然靠这六个连,也冲不过公路去。唯一的办法是转回皖西去。

  吃的粮食本来就困难,现在又仓促转移,更是无处筹备。每天,部队只能找些秋南瓜充饥。在西河,我们进行了轻装,又把勤杂人员整编了两个多连队。这样,一共有了九个战斗连队。在红旗山、丁家埠会合了皖西道委领导下的八十二师后,为了统一皖西的部队指挥,决定成立红二十八军,将红二十五军的一部分改编为八十四师,原皖西的八十二师仍保留其原番号。于是,红二十八军的番号,再次在皖西恢复起来。

  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然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2

  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这时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敌人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几千青年妇女,运到河南卖了,许多家庭被灭绝了后代。在吕家大湾,我们发现一个新土堆,开始不知道埋的什么,挖开一看,是一百七十多具被无辜惨杀的尸体。血的仇恨,激起了全体红军战士无比的愤怒。复仇的烈火,在战士胸中燃烧。

  这时,敌人在皖西“进剿”、“驻剿”和“追剿”的部队,不下十个师(近十万人);我们名曰一个军,实际上不过两千多人,而且粮缺弹少,又值寒冬。因此我们当时的行动方针是:避免与敌人硬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八十二师坚持原地斗争,八十四师到赤南熊家河一带,一面游击,一面筹备给养。

  我们游击到赤南,反动派十二师、四十五师一个旅和独立三十四旅,又分路合击上来。我军跳出包围圈,连夜向外转移。经六安、简家畈、东西莲花山、八道河、春树岙、母猪河一线进入湖北的罗田县境僧塔寺。把敌人甩掉之后,又转回赤南熊家河一带。我军当时的生活状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肩膀上扛粮袋,屁股后头挂镰刀”。除了枪支弹药外,每人都备有一个粮食袋和一把镰刀。有时,白天荫蔽在山里,自己割草搭棚子;晚上就下山去“打粮”。时常跑了一夜,也奔不上个“大户”,只能搞点米回来。“打粮”回到苏区,除了供给部队和伤病员,有时还救济穷苦的群众。苏区的群众更是不顾生命的危险,给红军送情报,千方百计地掩护红军的伤病员。有些受敌人摧残严重的村庄,人虽然很少了,但只要剩下一个人,他的心仍向着红军,向着共产党。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军民吃饭几乎不分彼此,老乡做好了米汤叫战士们去喝;战士们煮好了稀饭,请老乡一块喝。有的群众自己忍着饿,把仅有的一把米、一把菜,送给部队吃。有些群众被反动派抓去了,要他们领着找红军,有的领着敌人乱转,有的宁死也不说红军的去向。红军和人民群众,就是这样相依为命,同度艰难。

  十月底,我们向北游击,在商城的红门,一举歼灭了宋时科的独立三十四旅一个团,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和一部分棉大衣。借助这个胜利,又收容了一部分归队的伤病员,先后组织起两个多连,使八十四师得到了补充。不久,八十二师从赤城过来。会合以后,时值冬天来了,大雪纷飞,过冬的衣服问题,是我们每天谈论的中心。全军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没有棉被,睡觉也是就地一歪。有时住上有人烟的村庄,弄到点稻草盖在身上,那算是很美的了。可是,被敌人多次火焚过的村庄,稻草也成了罕见之物。有的同志晚上冻得不行,只好起来跑跑跳跳,用这个办法来取暖。我们的供给部,这时全部的财产只有十三块钱。这几块钱,一来买不到几匹布,二来在敌人严密控制下,也无法买到布。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打仗。

  这天,我们打听到段集、吴桥有个布行,是土豪开的。于是便来了个“黄鹰抓小鸡”的战术,一下搞到六百多匹布和几百斤棉花。战士们情绪高极了,纷纷说:“现在该不愁穿了。”

  愁还是愁。有了布,棉花还太少。再能搞到些棉花多好啊!说来凑巧,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同志来了。他说:“叶集有棉行,也是土豪开的。”

  这个情报,真是“雪里送炭”。

  叶集,是霍丘县西面的一个镇子,原驻守着反动派宋时科的部队,不久以前因被我们消灭了一个团,残部都调到霍丘整训去了。这时,镇上只有四百多民团防守。我军连夜奔袭赶到,歼灭了民团,搞了一千多斤棉花。又在市面上买了一部分。合计了一下,每人能摊到一斤多棉花。一套衣服怎么絮呢?经过大家研究,决定棉袄絮上薄薄的一层,棉裤腿和裤裆都不絮棉花。布有多余的,每人再发一副裹腿。

  全军人人动手,你帮我,我教你,几天功夫,棉衣全做成了。虽然长长短短,缝得不太美观,不过,象这样全军大换装,人人穿上新衣,打上新裹腿,还是头一次呢!

  吃穿的困难,渐渐解决了。打大仗的欲望在每个同志心里升起。可是敌人兵力十分强大,从哪儿下手呢?由于围攻七里坪的教训,我们都特别慎重。当时的方针是: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不打则已,要打就打歼灭战。寻找战机,我军在敌人大包围中跳来跳去。

  11月底,我军在固始以南狗鸡岭、铁道冲消灭了四十五师一个团另两个连后,敌人又调动两个师和两个旅,分四路向我熊家河进攻,企图报复。我军在前后塘、天桥与敌激战了一天,便主动转移。由金家寨以南渡过史河,刚刚进到了古皮冲,得到情报:驻守金家寨的独立第五旅和该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围攻过来了。我们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到侧后,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俘虏八百多名,缴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七百多支步枪。带队的县长也被打死了,敌旅长负重伤逃回。

  等敌人的援兵赶到,我军携带着胜利品早转移了。

  转回苏区,必须通过南溪和金家寨之间的两道封锁线。刚打了胜仗,部队两天两夜没休息了,又抬着伤员,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行军速度很慢。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南溪附近时,天快亮了。在马头山又打了个小仗(歼敌一个连),耽误了些时间,现在,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到大埠口一带宿营,还要翻过南泥湖的一架大山,路程有四十多里。部队十分疲劳,再走过这四十里,是困难的。因此,便派出两个营警戒汤家汇和南溪的敌人,其他部队停下来做饭、休息。

  饭还没做熟,敌五十四师从南溪进攻上来了,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火力很强。我们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敌人的部署,决定先把敌人调动一下,然后歼灭它。随即命令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上运动,到达山顶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的主力又顺着一条山沟荫蔽地撤下来。

  敌人只看到我军两个营往山上运动,却没看见撤下来,便误认为那个山是我军的主要阵地,随将兵力、火力转向那架山。这时,我军集中四个营从敌人右翼猛打过去。待敌人发觉上了当,已经晚了。激战仅一个多小时,敌人两个团除跑掉一个营外,其他全部被歼。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和一千六百多名官兵做了俘虏。

  柳树春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据他自己说,曾经当了十三年团长和四年旅长,可算得上“老资格”了。他万没想到会当红军的俘虏。被俘以后,他怯生生地问我:“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在他们脑袋中,只有住过正牌军官学校的人才能指挥打胜仗。军队若是打胜仗,似乎一切都应归功于指挥官。他哪里知道,我们党领导的红军,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红军所以能打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重要的原因,不单是某一个红军指挥员的个人如何,而是因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当然,这些道理作为一个反动军官的柳树春,是无法理解的。

  柳树春见我摇头,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我说:“你别再问了,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没入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他愕然地想了半天,说:“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我用手指指外面的山说:“呶!就在这儿!”他这才低头不语了。过了一会,又怯生生地说:

  “敝人有一个问题百思莫解,不知当问不当问?你们苏区,房无一间,粮无一粒,你们是怎么生存的?”他这一问,确实激起了我的愤慨。我说:

  “你倒好意思说出口!房无一间,是你们烧的;粮无一粒,是你们抢的。你们以为,烧杀能毁灭一切。这是强盗的想法。烧杀只能证明你们野蛮。你们欠下的这笔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的。”

  柳树春吓得全身发抖,连连说:

  “请原谅,请原谅,这些不能归罪于我,都是蒋介石的命令。军人只懂得服从命令……”

  敌人闻悉柳树春被俘,恼羞成怒,企图实行报复,接着集中四十七师全部,五十四师和七十五师各一个旅,共约十个多团,向我杨山进攻。我军士气高涨,弹药充足,两个师开展歼敌竞赛。激战一天,将敌人五六次冲锋打垮,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此战中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同志光荣牺牲。

  连续的几次胜利,使皖西敌人大为震惊。敌纷纷收缩兵力,放弃了南溪、牛石畈等重要据点,龟缩于了家埠、李家集、汤家汇、吴梓店等地去了。红二十八军,从此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活动。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等将领,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联合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组织了反蒋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为此,蒋介石把鄂豫皖的主力抽走,所留下的多为杂牌部队。在此有利的形势下,红二十八军,立即展开外线活动,趁此扩大苏区。不到几个月,皖西苏区已扩展到东西二百七十余里,南北一百余里。部队的人数由二千余人,扩大到三千二百余人。

  农历2月底,红二十八军活动到商城东南豹子岩,会合了吴焕先同志带领的红二十五军。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焕先同志告诉我说:自从去年9月黄土岗遭遇敌人,主力转移到鄂东之初,处境也十分困难,敌人曾先后集中五十八师、四十四师、三十师、十三师、三十一师、八十九师和独立三十三旅等部,多次“围剿”鄂东苏区。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敌人的大包围中,日夜不停地和敌人周旋。后来敌人驻扎在鄂东苏区的中心,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地方党的支持下,分散坚持斗争,英勇地保卫着苏区。当大部分苏区被敌人占领后,焕先同志带着一部分部队,在天台山、灵隐寺、茅草尖一片狭小的山区打游击。部队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经常以野菜、山果充饥。敌人不断地搜山、烧山,在路上和井里丢毒药,还大肆进行欺骗宣传,施行软化手段,推行保甲制度,企图把红军与人民分开,把红军困死、逼死、饿死。然而,他们的妄想始终不能得逞。群众坚决地和红军站在一起,经常秘密地给红军传递情报,收留、掩护伤病员。光山南区一个村的老百姓,知道红军伤员没有药医治伤口,便暗地凑了些钱,买药送给伤员。在这艰难的岁月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有的伤病员,藏在山洞里宁愿饿死,也不爬出洞口给敌人抓去。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就是这样重病牺牲在天台山上的。

  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此次会合后,又再次进行了整编--两军合编为二十五军。为了找省委汇报工作,休息几天后,我们又转向鄂东。

  连续数日的行军,经汤池、西余集到达了沙窝以南的高山寨。这时,敌一○九师一个团又两个营从沙窝出来向我军进攻。我军占据有利地形,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一个反击打出去,全歼了它两个营。仅是机枪就缴获了七十二挺。这真是一笔路遇之财。

  当天,我们在高山寨西南一个村,会见了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在此,省委举行了会议。根据当前的形势,省委决定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五县创造新的根据地,在鄂东的黄陂、罗山、孝感创造游击根据地,同时成立鄂东、皖西两道委(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并以皖西三个游击师组织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鄂东组织西路游击师。

  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的决议,在上述地区,展开了广泛的活动。每到一处,便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潜山、桐城、舒城边区活动一个多月,先后留下了十三支便衣队和游击队。新区工作打下基础后,又转移到罗山一带,以朱塘店为中心,在凤凰山一带活动半个多月,组织了区乡政权;在区乡政权的协助下,扩充了一百六十多名新兵。不久敌三个师发起三路围攻,我军转移到彭店一带,将四十四师击溃(歼其一部),迫使另两路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为了避免与敌人打消耗战,我军又采取了疲累敌人的战术,拖着敌人向外转。先后经东新店、望阳店、夏店、菜店等地转移至孝感县的会田河、黄家畈、李灵店。在杨平日,与敌东北军一个师打了一仗,把敌三个师甩掉,复转回新苏区。

  1934年6月底,我军转移到白业山一带,敌五个师又分四路开始了围攻。这时,我们往哪儿走都会碰上敌人,便决定暂且按兵不动,准备好干粮,打好草鞋,待敌人四路合拢后,先打垮它一路,然后变敌人四路为一路,摆在屁股后面拖着走。

  第四天,敌人三路赶到了。打了半天,计划实现后,即派二二三团在后尾占领隘路阻击,主力连夜转到殷家冲;同时又派一个营占领何家冲后山一个寨,防止敌阻击我军去路。第二天一早,我们正向何家冲转移,走到长岭岗附近,发现了敌一一五师三个团摆在一漫山坡上,看样是毫无戒备。敌人在山头上架着三门迫击炮,盲目地瞎打。我走在大部队前头,一看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急忙命令部队停下,对通信员说:“向后传,请政委快上来。”

  政委吴焕先同志从后尾赶上来,忙问:“什么事?”

  “政委,你快看!”我向长岭岗上一指:“好象是个好机会。打一仗怎么样?”

  吴焕先同志举起望远镜往长岭岗上一看,连声说:“对,是个好机会。”

  我们研究了一下,敌人不但疏忽大意,而且所处的地形,对他们十分不利。三个团摆在光秃秃的长岗子上,只要一个冲锋打垮他最前头的一个团,后边两个团没有地形利用,不能展开部队抵抗,我军再趁此机会压过去,定会把后面搞得稀哩哗啦。

  因为天天和敌人周旋,每个战士都有随时随地投入战斗的充分准备。一声命令,全军就展开了。二四○团团长熊行党同志带一个营攻击排哨,我和吴焕先同志分头各带两个营攻上去。长岭岗上霎时枪声大作,战士们挥动着刺刀,猛扑敌群。不出事先所料,敌人前头的一个团一乱,后边的部队无处可以固守,纷纷乱窜。混战只一个多小时,一一五师便土崩瓦解了。最后敌师长姚东番见势不妙,带一部分人逃了命。我军俘掳敌团长以下三千七百余名,光是机枪就缴获了二百多挺。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我军伤亡也不大,它是豹子崖会合改编后打的第二个漂亮仗。

  敌一一五师是东北军的部队,为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传播我军的俘虏政策,除从俘虏中动员了一些机枪射手留下外,其他的经教育后全部就地释放了。

  敌人的行动规律就是如此,几路合击上来后,只要能粉碎其一路,其他各路就不敢再进了。我军在殷家湾休息了七、八天,把一部分枪支交给了西路游击师,妥当地安置了伤员之后,又转向皖西,继续坚持保卫苏区、保卫红色土地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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