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自述

作者:佚名 字数:22081 阅读:411 更新时间:2011/04/17

生平自述

1900年6月17日(农历 5月 21日),我生于湖北省黄破县(现为大悟县)徐家桥村。原名徐元清。祖上大代,是烧陶器(农村用的瓦缸和盆罐)的手工业工人。父亲是容工,母亲是家庭妇女,生我兄弟姐妹共十人,兄弟间排行我是老六。在我记事的时候,全家二十多口人,只有棉花地一块(约半亩),房屋六间。父辈兄长,全靠做窑工为生。我九岁时,在我执意的要求下,才送我进了附近的私塾。当时念书的,多是富家子弟。我家里贫穷,穿的最破,连买纸笔的钱也拿不出来,从老师到同学,都常常讥笑我。富家的孩子嫌我身上脏,不让我同他们一桌,老师给我起了学号,可是他们总叫我“臭豆腐”。含泪吞声,读了三年半书,一天因受气不过,打了地主家的孩子,闯下了祸。地主家的孩子要我退学,老师是靠地主家吃饭的,就立刻逼我退学。我回到家,父辈们说:泥巴人的命,就是出劳力,吃粗饭,我们没福分读书,还是做窑工吧。当即送我进窑厂,做学徒小工。这年我才十三岁。

  学徒一年多,还没出师。时值荒年,生活更困难,家里人闹分家。兄嫂们见我年小力薄,都不肯要我。他们说靠烧窑做工养不活自己的老婆孩子,要我自找生路。父亲年迈,丧失了劳动力,母亲四十六岁生我后双目失明,他们虽然生有十个子女,到了晚年落得无所依靠。我从小个性倔强,胆子也大,一赌气,从家里跑到了沔阳沙湖,替人家揽工放鸭子。

  在湖北这地方,有放牛娃、放羊娃,还有许许多多放鸭娃。他们随同大人,担着鸭篷,撵着鸭群,在野地、湖泊里放牧。工资低微,只能混饱肚皮。就是这种生活,我度过了一年半。觉得自己又长了一岁,可以做一名正式的窑工了,这才又返回家乡,重新进入窑厂。

  烧陶器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多半是打伙做工,自烧自卖。我回到窑厂以后,除了在厂里劳作,有时也挑着陶器串乡去卖。年景好些,可以混个饱饭吃;年景不好,象讨饭一样。有一年冬天,我穿着破单裤,叫卖了好几个村,没卖一个小盆,冻饿倒在一家农民门前,再走不动了。幸得一家农妇给了一碗热粥,才活过来。就是这种穷窑工的生活,整整度了九年。前前后后,我在窑厂做了十一年工。由于自己手艺熟练,劳作勤谨,后来成了家,和一个农村姑娘(母亲抱来的童养媳)结了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城市的工人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我们虽然也算是工人阶级,但僻居山村,不了解这些。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有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但这只是朦胧的,自发的革命思想。1925年以后,鄂东北地区,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但影响较小,我们听到从武昌读书的人回来讲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只当新鲜听听。我开始接触共产党员,是1925年初。那时我的一个同学吝积堂从武昌回来(他是1924年加入共产党的,在武昌教小学),他和我同过学,素知我有股闯劲,仇恨土豪劣绅。他回乡以后,常找我谈谈。开始也是讲俄国革命,我听不懂,对他说:“武昌我都没到过,你别讲外国人的事了。”他这才给讲些打倒军阀、地主的话。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他说我讲的“泥巴人话”。

  在音积堂的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找革命的思想。开始想去广东,又觉路远,后来两个人商量还是去武昌。他见我有决心出走,十分高兴,怕我被家人拖累,又激我说:“君子一言,说话不兴后悔。”我也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两个人在赶庙会时,又具体商定,阴历3月8日动身。因为家乡有句话:“要得发,不离八。”可见,这次出走,脑袋里不仅迷信,而且想出外“发”一下。

  当时,南北方军阀,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实行分工合作进攻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在武昌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我们步行二百四十多里,到达武昌后,两眼漆黑,工作找不着,革命没有门。我住在古楼大街一个小地面铺里,心里又犯起悔来。吝积堂教书每月十六块钱,不能靠他吃穿。我四处打听找个事做,可是没有熟人,工厂进不去,拉人力车路不熟。回家吧,又怕丑,怕家里人说,你出去讨饭回来了。吝积堂叫我暂时找个事,只要有饭吃,慢慢可以找到革命的差使。我听了他的话,就担水卖。就在卖水的岗位上,由吝积堂、李树珍(小学教员),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1925年4月。

  尽管这时对党的认识还很差,入了党,思想上觉得有了依靠,象在黑夜里看见了一丝光明。挑水卖每天可挣一串六百钱,我第一次交党费,就是卖水得来的钱。卖水的职业苦死人,天不亮起身,天黑店铺上门了才休息。一担水一百六七十斤,码头上的台阶六七十层,爬上爬下,一天不停,肩膀都压肿了。十三天以后,累得生了病。这时吝积堂托四道生(共青团员)为我找个职业。我还在病中,吝积堂、李树珍、田道生一同来看我。他们说四道生的四叔田泽庭在湖北二师刘佐龙的部队有朋友,可以介绍我去当兵。我想:当兵也好,革命总不能一天到黑挑水卖。

  病好以后,我就借助四道生托的人情,在湖北二师二营六连顶替了一个叫柳金彪的名字。新兵三个月内不发饷,只管饭,我因顶的那个原是副班长,每月发八块钱。可是,我不但捞不到这份钱,连卖水时积攒下的二块多钱,全被一个叫陈德金的上士班长扣去抽大烟了。他看我是从乡下来的“泥巴人”,百事不懂,就要和我拈香结拜。其实,他想的是我的钱。每月一发饷,除了交二元三角的伙食费,剩下的全被他拿了去。穷得我连交党费的钱也没有。顶着假名,心里就不痛快,一个铜板拿不到,这兵有什么干头,我见着吝积堂说:“这个穷兵我不想当了。卖水还可以交党费,现今党费都交不出了。”吝是个有远见的同志,对我说:“革命要动刀枪的,你就借此机会,靠上姓陈的学习军事,没钱交党费,我替你交。”并说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我对学习军事技术也有兴趣。于是下了决心,从步兵操典学起,还买了个本子,边学边记。陈德金是个老兵,军事上有一套,化了我的钱,教的也特别上心。由于我操课好,全连第一,半年以后,升作下士班长,又三月提升中士班长。

  湖北二师这个部队,象当时所有的旧军队一样,反动腐败,军官和士兵吃喝嫖赌抽大烟成风。我是个穷苦人出身,又是共产党员,对这种环境很不习惯。过了一些时候,又厌倦起来。就在这时,1926年4月,吝积堂、李树珍准备去广东,要我一块去,他们说,去了,革命军要北伐,就参加北伐;如不北伐就考黄埔军校,或进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就随他们一块离开了武昌。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来到韶关。正巧,遇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吝积堂和李树珍在这个部队找上了熟人,认识一个连队的师爷。这时我们才知道,革命军北伐开始。黄埔已停考。我们会见了团部的党代表,经过介绍,我被派在三营九连做代理排长。

  这个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加我进去,全连一共有四个共产党员。汀泗桥战斗后,我正式升任为排长。党在这支部队里有合法地位,连长又是党员,我心里十分高兴。闯荡一年多,总算找上了革命军。在北伐中,共产党员都是起骨干先锋作用的。我这时已经懂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打仗、行军特别积极。我们这支部队于10月进至武汉,继又经修水、武宁、德安到南昌。由南昌返武汉,后又北进至河南洛阳。我先后参加了汀泗桥、武昌等著名的战斗。在轰轰烈烈的胜利形势下,自己的情绪特别激昂、兴奋。觉得革命有了希望,劳苦群众有了出头之日。从实际斗争中,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军事素养。

  正当我们从河南回到武昌,准备东进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来以后,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开始疏散。我在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返回了黄陂家乡。

  这时党在鄂东北地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响遍了四乡。工作基础最好的县,当时是黄安、麻城。我的家乡紧靠黄安县,革命的影响也较深。自从北伐军到武汉以后,党在这里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我回去时,好多村子都组织起了农民协会,闹得挺热闹。从前和我一块在武汉参加党的田道生等人,也先我回到家乡。他们知道我参加过北伐战争,又是共产党员,便介绍我去黄陂共产党县委会。县委的负责人,很热情、亲切地说:“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在组织农民自卫军,正缺少军事人才。”当时派我到河口区做农民自卫军队长。这是1927年6月。

  农民自卫军成立了,一共十三个人。没有一支步枪,使的是刀、矛、红缨枪。县委发给我一支手枪,也只有十四发子弹。直到我们在夏店于堂寺消灭了地主保安团,才缴到七支步枪。虽然有两支打不响,但农民见自卫军有了钢枪,斗争情绪特别高,使这支十三人的小队伍,很快扩大到三百多人。这时我只会领自卫军配合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对部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说不上。当反动武装打来时,自卫军很快垮散了。七条枪还是保留着,等待时机再起。

  两个月以后,反动武装退去,我又以这七条枪为骨干,把自卫军组织起来。不久,黄安、麻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我奉县委的指示,带着那七条枪十多个人,前往黄安参加起义。走到黄安,城已破了两天,并成立了鄂东工农革命军第一路军。我带去的七条枪,随编入工农革命军。不几天,领导让我回黄陂去组织队伍,队伍还没组织起来,黄安的工农革命军就遭受了失败。我们那七条枪丢了五支,好多天以后,才由两个人拖回两支。

  黄、麻起义失败以后,我在黄陂会到了鄂东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吴光浩同志①。[吴光浩同志是1927年11月 13日领导黄(安)、麻(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随他一块游击了些时候,形势稍有好转,我就决心回家乡去再组织队伍。我回去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又组成了一支农民自卫军。不久,反动派大军来剿,党的许多同志转入隐蔽斗争。他们有的教书,有的务农,我没有可以隐蔽的职业,就跑交通做联络工作。这时,反革命血腥恐怖,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我因做农民自卫军队长出了名,家不能回,职业也没有,处境困难极了,今天这里躲,明天那里藏,多次遇险。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验到没有枪杆子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多。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

  1928年秋天,鄂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又开始发展,党决定恢复夏区的工作,指派我任夏区区委书记。这是我头一次担负党内的领导工作,好在这个区我熟悉,去了以后,积极开展工作,组织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各项工作刚有起色,县委又提出“年关暴动”的号召。因为条件不成熟,暴动搞了几天,敌人一来,又失败了。由于我在夏区工作名声大,暴动失败以后,家也被反动派抄了,亲属遭了难。无数革命同志流血牺牲,使自己开始认识到,革命不是儿戏,暴动不是闹着玩的。革命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住枪杆子,开始认识到,打游击是好办法。有一次,因自己吃醉了酒,游击队险些受到损失,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自己也认识到吃酒会误大事,从此下决心戒了酒。    

  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慢慢地走上轨道,摸索到“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到1931年1月,便发展改编成为红四军。在此期间,我先后担任黄陂县赤卫军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黄陂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补充第六师(实际上是赤卫军)师长,黄陂县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升级到主力红军以前,执行的是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领导小型的游击战争。1931年3月,我带领警卫团升级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后,在反“围剿”作战中负伤。伤好之后,因不愿离开由自己参加创建的部队,团长、政委又都配备齐了,我自己提出愿作副团长。做了三个月,才被调往三十六团任团长。先后参加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年6月,四次反“围剿”开始后,担任独四师师长、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1932年10月,我带一个团去英山地区打掩护,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突然西去,从此我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英山前后畈附近打两天掩护,不见主力去向,我即带七十九团(另两个团被副师长、政委先带走)翻过一座大山,摆脱了敌人的前堵后追,来到土门潭。路上遇着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我们一块找到游击司令部,这才知道总部有指示,让我们组织东路游击司令部,牵制敌人。并指派我为东路游击副司令兼师长(临时组织一个师)。这时敌情严重,内部混乱,领导上不一致。转移至土门潭东八里的地方,召开了行动委员会(这是按总部指示组织的,郭述申同志任书记,我是委员之一)。决定由我负责把零散的部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师。于是以我带领的七十九团为骨干,加上英山独立第十三团,六安、霍山两个独立营及六安、英山、霍山三个保卫连等,共编成三个团。不久东路游击司令部改为红二十七军。部队还没有整编好,敌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就攻了上来,我军民伤亡甚多。许多随军的伤病员伤口还化着脓,又扛起枪战斗了。他们这种坚强的革命意志,使我深受感动。不久,经过艰苦的奋战,我们又胜利地返回了苏区。

  进入苏区以后,敌人跟上来。我们在萧家畈附近,打了一仗。激战两昼夜,将三十二师一个旅击溃。接着经牛食畈、丁家埠、南溪进至双河山,摆脱了敌人。由于连续紧张的行军作战,我一连二十三天没上床睡过觉,这时一头倒下,睡了三十多个小时,起来以后就吐血。自从离开主力以后,在东路游击这一个多月里,虽然处于强敌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我没有惊慌失措,在几次严重关头,我挺身而出,抵制了红二十七军领导人的错误。使这支部队,转战于鄂东英山、蕲春、皖西的太湖、潜山、桐城、舒城、霍山、六安、赤南等广大地区,终于保存下来,找到了省委。

  红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苏区留下的部队,除了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武装外,主力红军计有红二十五军军部、七十五师五个营、红九军二十七师全部。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省委决定重组红二十五军。于1932年11月下旬,部队正式组成。全军共一万一千余人,我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部队刚整编起来,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二二○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说去问案子,坚持要和他一块去,去后见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当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人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如今说排以上干部都是反革命,我徐海东一个就不是反革命吗?恐怕我以后也不保险了。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两个眼泡都哭肿了。又怕人看见,起床后赶紧用热水敷。这时我开始感觉到,今后的斗争比过去更困难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不怕困难,可是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中,有时我不知道如何才好。自己不参加省委领导,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好多事感觉不对头,但讲不出道理,说不服别人。

  1933年2月下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我升任副军长并兼任七十四师师长。因军部只是个架子,没有机关,我的位置还是在师里。由于这时省委执行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自然就不可能使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顺利发展。红二十五军在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重大胜利之后,敌人暂时收缩了疯狂的进攻。省委领导上,头脑一时又热起来。不久接到中央指令,要红二十五军“反攻”,并具体规定了第一步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的任务。这就更加助长了省委的盲动主义,于是决定围攻七里坪。我当时是看不到中央指令的,也没有参加省委的讨论会。军长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在讨论围攻七里坪部署时,我从当时的敌我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当前还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红军弱小,不能打阵地战。但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围攻七里坪以后,久攻不克,我军困难日增,我建议及早撤围,又遭拒绝。

  围七里坪共四十三天,部队仅饿死、病死就有三千多人,这才不得不撤围。撤出以后,在一次骨干会议上,我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话没讲完,省委书记用烟斗指着我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我立即被推出会场。

  我出了会场感到头重脚轻,想到肃反中那些讲几旬怪话的人都当了反革命,这一次一定会说我反革命了。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上来,形势十分危急,我想到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不明不白的,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我反复考虑后,抱定了牺牲的决心,遂把二二○团、二二二团团长找来,分配给他们任务后,我把上衣和长裤都脱下,只穿一条裤叉,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嘱咐他原地不动,我衣服口袋里有文件,要保存好。冲锋号一响,我带交通队最先冲了上去。战士们不了解我的心,他们见此情景,奋勇向前,一齐向敌人冲去。我那时右腿已负过四次伤,哪里跑得过战士们,一刹那间,两个团和特务营、交通队的战士冲到我前面。这样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了,俘虏四百七十名。其余各路敌人,纷纷后撤。第二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泽民来了,见面后谈话中,他对我说:“海东同志你在军事上打仗勇敢是好的,你为什么政治上不进步?”我说不知表现在哪里,他说几次省委通知我参加会,我不到,这就是政治上不进步。我告诉他,不是不愿参加会。每次开会,政委说他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他去了回来给我传达。省委书记这才知道了真相。这次谈话以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1928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份,别的权利没有。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有时实在忍受不住,就和有的领导人吵闹几句。在一些小问题上,我尽量忍让,但是遇到些重要的问题,我还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譬如,从七里坪撤回以后,6月中旬,我军在向皖西转移的路上,给养十分困难。进到福田河一带,军部发出命令: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改善部队生活。接到这个命令,我十分生气,这明明是不要群众,不讲政策。当即找来三个团长谈话,嘱咐他们绝对不能执行军部的命令,特别是群众的牛不能杀,我们红军是工农武装,应该为群众着想。中、贫农民有一条牛就是全家的命根子,杀了人家一条牛,就等于杀人全家。我们还是摘南瓜、葫芦吃。这一路上,我带的那个师,不但忍受饥饿,很好地维护了群众纪律,而且跟在军部后面,为了减少坏影响,还把军部丢的牛皮、牛骨头埋上。记得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落着泪对我说:“海东同志,要象你这样的党性,二十五军不会这样!”

  过皖西一路,我都在病中,到葛藤山地区以后,病的更加厉害。每天发高烧,只好去住医院。病还没好,军部从赤南派通讯员来到葛藤山医院,说不管我病情如何,要马上回军部。当夜我回去以后,军长吴焕先同志告诉我,敌情严重,部队近来损失很大,决定全军向鄂东转移。

  我们由皖西的西河出发,经牛头山,决定由黄土岗附近过公路。我病得不能走,躺在担架上,走在部队的后面、后方人员的前面,由一个特务连掩护我。天刚拂晓,行至黄土岗,遭受到敌三十一师堵击。听到枪声,我叫担架停下,起来一看,已不知部队去向,一打听,军部带主力已经过了公路,我掉队了。情况危急,当时我换乘骡子,带特务连登上东面一架大山。估计这次突然遭遇,一定还会有掩护部队和掉队人员,遂令吹号联络。在此四处寻找,才集合了没过路的六个连队。敌人攻来时,我带这六个连边打边撤,过路不成,只得返回皖西。摆脱敌人的尾追之后,我又把一些掉队的零星人员组织成一个连,再将挑子丢掉一些,挑夫也组织一个连。总共是八个连,分别组成了三个营,经过艰难的路程,最后才找到皖西的八十二师。见到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我把过路遇敌的情况说了一番,最后表示:我这个部队,打回鄂东是不可能了,不如留在皖西。经过商量,才决定以皖西的八十二师和我带的那部分部队,组织成红二十八军(我任军长,郭述申同志兼政委)。

  坚持皖西斗争半年之久。有时我带一个师单独活动,有时全军一块行动。从斗争中,扩大了部队,先后打了好几个漂亮仗。第一仗在石门口与敌独立三十四旅遭遇,将敌击溃,歼其先头部队一个团,俘虏千余人;第二仗,是在狗鸡岭、双河山之间歼灭敌四十五师一个多团,仅当场释放的俘虏就八百多人;第三仗,在金家寨附近,打垮敌独五旅,歼敌两个营(旅长负伤逃走,带路的伪县长被击毙);第四仗,在葛藤山歼灭敌五十四师两个团大部,活捉敌五十四师代师长柳树春。

  通过这一系列胜利的战斗,打开了皖西的局面。原来,皖西苏区,被敌人“血洗”的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经过半年斗争,又大大的恢复和发展起来。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部队穿上了冬衣,做了艰苦的群众工作。我当时所主张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拚,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利用一切机会,抓紧训练部队。红二十八军,正因为执行的这个方针,才取得了胜利。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什么“皖西形势好,不积极行动”,“不打击敌人,专在熊家河练兵”等等。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恼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豹子岩会合了红二十五军。

  会合以后,省委决定两军合并为红二十五军。我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还补选上了省委委员。这时省委的一些同志,从实际斗争中,也开始认识到七里坪以来,走的是一段弯路。从省委书记到军的领导同志,都有转变。这就使我军又开始走向上坡路。部队的行动不再是个别人的独断专行,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以采纳。我个人心情也比较舒畅。部队转败为胜,又打了些好仗。其中最出色的一仗,是长岭岗,歼灭东北军一一五师大部,俘敌三千七百多人。但是,“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全部克服。肃反仍在扩大。攻打城市的思想还存在。长岭岗战斗以后,省委命令打英山。我带领部队到英山城附近一调查,城里驻有四十七师一个团和十几队民团。工事坚固,碉堡林立,我们侦察性的试了一下,就伤亡二十多人。我看不能打,就把部队撤下来。这时我建议奔袭太湖,理由是太湖乃安庆大门,从前的一个府。若论影响,不比英山小。那里没有工事,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把守,我军可以突然袭击进去。这个意见被接受了,我军仅以牺牲一人、伤三人的代价,攻占了太湖。这是1934年9月上旬的事情。

  这仗之后,红二十五军就奉中央指示,开始了战略转移。在从皖西过鄂东的路上,我军冲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在斛山寨地区,一举又歼灭了四千余敌人。在鄂东我见到了从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又听说他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我便向省委提出,由程子华同志任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从军长改做副军长,接着开始了长征。

  长征开始后,我军从鄂东出发,在两个月内,跋涉六千余里,进入陕南的途中,多次遇险。特别是独树镇战斗中,我军首尾受敌,部队初战受挫,十分混乱。当时伤员没人抬,我一天没吃饭,天又下着雨,亲自抬伤员抬了五里多路。这时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根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来,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能挺身而出,同时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当我军经召南问滦川前进时,敌人分三路平行追击,企图超越阻拦我军去路。我亲自带领一个团抢过拐河,占领了河西岸的山口高地,掩护了全军通过。当我军经滦川西进到离朱阳关九十五里的地方时,敌人又前增后追。我们找到一个货郎 让货郎领路,当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山口冲了出去。使我军胜利进入陕南。

  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境内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同志负重伤,我头部也负了重伤。在抬子上躺了四天,一直昏迷不醒。伤势稍好以后,我就不再坐抬子。葛牌镇战斗中,天下着大雨,我正躺在床上,听说前面打的不好,全军有覆没的危险。我当即让四个人扯着推着爬到军部指挥所山上,协同指挥部队,打垮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

  从省委书记徐宝珊到政委吴焕先同志,都信赖我在战斗中的指挥,战斗情况一紧张,他们都要我提方案。进入陕南这一路是如此,在陕南反“围剿”作战更是如此。例如在陕南第一次反“围剿”时,得到情报:敌人“围剿”的兵力计有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肖之楚一个师六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当时我军只有两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怎么战胜敌人呢,使大家苦费心机。省委会上,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定要我先提出个作战计划,大家再讨论。当时我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敌我力量悬殊,正面硬打对我们是不利的。拚消耗,敌人可以十个拚我们一个,结果我们拚光,敌人还光不了。因此我提出了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并具体地提出:敌动我先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出去,把敌人甩在后头,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的程度,哪一路先进,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两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两个旅,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省委一致同意我的建议。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刻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充分发扬了山地战的本领,把敌人拖了十多天,最后在袁家沟口全歼了唐嗣桐一个旅,活捉了旅长。

  红二十五军从离鄂豫皖苏区,到转入陕南,这一路上敌情十分严重,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我自己虽有不少缺点,如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比较严重,打人骂人,错误地认为,战斗情况紧张,不打不骂不行;又如骄傲自满情绪滋长,错误地认为红二十五军少了我不行。但是,我在这一路,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斗争中所持的意见,基本方向是对头的。在军事指挥上,我能够根据敌情、地形等不同的情况,提出作战方案,不打硬仗,不拚消耗,打歼灭战,今天来看,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在创造根据地、肃反等重要问题上,我所持的态度也是正确的。关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转移前,中央曾有指示,要搞根据地,要考虑敌情、地形、民情等条件。我军进入陕南以后,省委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几次会议都未能解决问题。一种意见,陕南山大人口稀又缺粮,不能搞根据地,说红军发展了也不易巩固,主张入川会合四方面军,另一种意见,陕南条件不错,可以竖起一支红旗,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可以牵制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对东、南、西、北各地区的斗争,都可以起配合作用。我是坚决主张这后一种意见的。历史证明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当时在多数同志坚持下,我军在陕南依靠山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特委,组织了两个游击师和许多地方武装(后两个游击师合编为七十四师)。创造了以小河口、袁家沟口、庾家河、典雅子,一、二、三天门,华阳等为中心的数块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该地区仍然坚持了斗争。

  其次关于肃反问题。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进入陕南之前,基本上停止了肃反扩大化,这也是经过斗争的。首先是全军同志对这种错误政策的不满,同时在领导同志之中,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为此我曾两次和一些人争吵过。一次是进入陕南以前,在独树镇战斗那天,个别领导人说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的首领,我听了非常气愤,把桌子一拍说:“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我们都是老三。”徐宝珊①[徐宝珊同志这时是鄂豫皖省委书记,1935年4月任鄂豫陕省委书记,这年5月9日病逝于陕南龙驹寨。]和吴焕先说:他们不相信这话,这才把问题解决了。进入陕南以后,在华阳又发生过这类的事,在第二次召集的省委会议上,本来讨论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要杀掉。我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可以放出来做苦工,继续考验他们。”经我拍桌子坚持,大部分释放了。

  从1935年7月中旬开始,我和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踏上了更加光荣的里程--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7月中旬,我军威逼西安附近,从敌伪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开始北上,我心里十分高兴,觉得应该立即配合红军两大主力行动。在子午镇以西二十里处举行的省委紧急会议上,我也是坚决主张西征北上的,并表示: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军由子午镇西进,路经双石铺,消灭胡宗南四个连,又捉到一个少将参议,从他的口供中进一步证实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此时胡宗南主力西调,后方留驻天水,为牵制敌人,我建议挥师北上。克两当后,我亲自带一个营打下天水北关。这一路行动中,我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关系是很好的。两个人凡事都好商量。过渭水以后,我们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认为能接到中央就好,如果接不到往回转,这条渭水是个大害。往回走一定会带尾巴,那就是背水战。并讲起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教训。打下秦安以后我分析了当时所处的情况,初步决定接不到中央就进陕北。就这样又继续西进。在西兰公路活动半个多月,打听不到中央的消息。毛炳文的部队乘七十二辆汽车赶来,我们这才决定进陕北。不幸的是,在泾川,吴焕先同志牺牲。我带交通队把他的遗体送过河,亲自给他洗了身体,穿上他最爱穿的一件青呢大氅,进行了安葬。

  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牺牲后,全副担子压在我身上。我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和其他同志一起,把这支红军队伍带进陕北苏区,更希望找到党中央。

  1935年9月初,我们经过人烟稀少的华山(当地人叫绍山),忍饥耐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在豹子州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上正式决定由我任军长。程子华同志改任政委。在多数同志一致努力下,把红二十五军带入陕北苏区。

  长征结束的时候--1935年9月,由于周围同志的关怀,我与周东屏同志结了婚。周东屏同志是安徽六安人,1931年3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入伍,1935年9月团转党。

  中央代表团和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负责同志开会,决定成立十五军团,并决定我任军团长;决定鄂豫陕省委与陕北省委合并,改为陕北省委。我和程子华、郭述申同志参加了省委。

  陕北红军的同志,对我和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是十分亲热和尊重的,我过去在干部团结方面,有些缺点,不大注意方式,这时也能主动地团结陕北的同志,注意工作方式,抱虚心的态度。因此,我在这段和陕北红军中的刘志丹等同志,关系处得是好的。我们在制定反“围剿”斗争计划时,决定首先打敌人的主力,东北军有七个师,如果能争取消灭他一两个师,“围剿”的局势可以改变,以至粉碎第三次“围剿”。于是组织了劳山战役。

  这次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一○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三千余人。战前我和刘志丹同志亲自到劳山看了地形,战斗中又分头带领部队作战。这一仗,对粉碎敌人的“围剿”,是有重大影响的。我们在军事指挥上,采取的是“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伏击战,这是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所以伤亡极少,胜利很大。

  劳山战役以后,敌人进攻谨慎,开始采取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办法前进。我们也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在决定打榆林桥时,我曾带领营以上于部,到榆林桥附近,三次看了地形,正确地选择了主攻方向,准备好了才决心打。在战斗发起以后,我亲自带二二三团攻击敌人的碉堡,全歼敌人四个营。

  榆林桥战役后,我又带七十五师、七十八师攻打张村驿。正在围攻,军团政委派人给我送来信,说毛主席今晚到司令部来,要我接信后火速返回。知道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来了,我当即把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两个团长,立刻飞马起程。从张村驿到军团司令部稻佐铺一百三十五里,三个半小时我就赶到了。刚回去,毛主席就来了。我向主席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后,毛主席拿了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看过后向我说:“好!还是要打下张村驿”。晚饭后,主席又对我说:“海东同志,你还是要辛苦一下,今晚就出发,把张村驿打下来,再决定第二步的行动。”主席亲切朴素,对下讲话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我向主席表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主席又亲切地说:“晚上行军,还不辛苦吗?”临走,主席给了我一部电台。

  我连夜回到前线,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早饭以后,发起攻击。打下张村驿后,我发电报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回电令我们再把东村、套筒打开,便于集中部队。我立即带一团攻打。此战之后,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会师。我又奉毛主席的指示,带人前往直罗镇看地形,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战斗结束后,在东村开营以上干部会,毛主席宣布一军团、十五军团为一方面军,我仍为十五军团军团长。

  自从听说中央北上,我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这些年吃过许多苦头,受过打击,见了中央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但因毛主席十分忙,又没有更多的机会谈。一天,我特别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的一些情况,并说至今还有三百多个同志受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我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还让我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吸收我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红军东征,让我带十五军团直逼太原。

  回师以后,红军开始西征。我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率领十五军团的部队,西出三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向红军请求援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派我为红军南路总指挥,率领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以南商州地区,准备抗击国民党军对西安的军事进攻,配合支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才又奉命返回甘肃境内的驿马关地区,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准备迎接抗日斗争。

  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我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7年8月,随军开赴前线。在朱德、彭德怀同志领导下对日寇作战,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我带六八七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此战之后,又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和战斗。对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山地游击战,以及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战术,我是坚决拥护的,并能亲自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1938年春,又发病吐血,直到1938年8月,才奉命回延安。同年10月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入马列学院学习。

  参加革命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入学。虽然身体不好,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到学习的机会难得,还是积极的参加了学习。先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近代史、党史等课程。毛主席和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亲自讲课。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的许多重要谈话,对自己教育更深。

  学校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住的窑洞自己修自己挖,还时常上山开荒生产。我因在战争中九次负伤,左腿是二等残废,上山生产,总是早出晚归。这时毛主席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关怀我的进步,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

  学习十个月,党决定派我去华中新四军工作,我坚决服从了决定。1939年9月15日,我随少奇同志离开延安,一路上少奇同志对我进行了许多教育和帮助,我一直存在着脾气暴躁和工作方法生硬的缺点,少奇同志便跟我谈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使我终身难忘。

  经过两个多月,于1939年11月间到达华中。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同时参加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领导,为分局委员。不幸的是,在周家岗战斗之后,我正做战斗总结报告,突然又大吐血,一下病倒了。这是1940年1月28日。经医生诊断,是旧的肺病复发。开始我还不当回事,认为吐血从在鄂豫皖就开始,养些天就会好的。重要的会议还争取参加,不能下部队,就找一些干部来谈谈话。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给党工作是耻辱。谁知病情一天天严重,吐血量增加,最多时一天吐二号洋磁盆半盆。连床也起不来了。行军躺在担架上,担架员稍走快了我就吐血不止。

  我的个性暴躁,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突然病倒,不能为党工作,十分苦恼。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华中局的同志,怕影响我的病情,只告诉我一胜利的消息,讲些好的情况,不让我看文件。不能参加作战,又不了解国际国内的斗争情况,这种折磨实在不能忍受。我当时要求看文件,要求知道各种情况,心情急躁,病情又加重了。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把我的病情和心情电告给毛主席。1941年5月,毛主席亲自给我发来一份电报,电文的最后是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我看了电报,流出泪来。我当时把毛主席电报的八个字写在一个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我想到只有听主席的话,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才好给党多做些工作。病情稍好些后,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着警卫连打游击,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跳出来。由于敌后环境艰苦,医药条件较差,病情时好时坏,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起床坐坐,读读报纸,看看文件,不能走路,不能工作。抗日战争的后五个年头,就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病情略有好转,但仍不能起床,不能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我又随后方机关,坐担架转移到山东。这时整个的心情仍是这样:大敌当前,不能战斗,终日不安。可是又没有办法。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就用毛主席说的“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那话安慰自己。我总又这么想:有党中央毛主席,天是塌不下来的。1947年8月,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我离开山东去东北。我这才又随同向东北转移的后方人员,从威海乘船,通过敌人海上封锁,于9月间秘密进入苏军占领下的大连。

  在地方党和我驻大连办事处的关怀帮助下,我在大连住了九年。在此期间,病情时好时坏,在情况最好时,每天只能起床二三小时,曾病危一次。经过多方抢救,又一次脱离危险。党中央毛主席对我的身体十分关心。1950年8月20日,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信上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1956年8月来北京后,在党中央和军队许多负责同志关怀下,医疗条件好,病情略有起色。每天能起床三四小时,听读一些中央的重要文件,出席些重要的会议。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中央委员)期间,重要的报告和小组讨论,都能参加。1958年9月,我去了武汉。先后参观了武汉钢铁厂、长江大桥、旭光农业公社,鄂城钢厂,一方面想见识见识,同时想试试自己的身体,如果可以,向中央提出坚持半日工作。但是试验的结果,身体不能支持,每参观一次,要躺倒几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打消要求工作的念头。

  从1960年起,因为要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继续做了点工作。1962年八一前夕,又突然大吐血。经过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体质更差了。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氧气,情况好时每天起来一个小时左右;有时全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比过去更差了。

  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象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196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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