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那十年

父亲去世那年，母亲二十九岁。
　　
　　一场大水刚刚退去，县城到处留有污水浸泡的痕迹，六月的季风中流淌着阵阵的呜咽。一九六九年，长江流域的这场水灾吞噬的不仅仅是沃野和庄园，还带走了我的父亲。洪水有期，病魔无情，癌症像山洪一般让我父亲永远躺在了皖南的山坡上。
　　
　　一辆卡车装载着父亲留下的衣被行囊和临终嘱咐，在母亲的泪流和我们的哭啼声中，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
　　
　　老家在江北，离巢湖不远。父亲当年离开时的老房子早已不在了，因为家中无人宅基地也被他人所占，是出于同情才有同族亲戚给了一块菜地帮我们搭建了三间草屋，让一家六口人有了栖息之地。
　　
　　六口人，在当时也算是个不小的家庭，可在外人看来，都是累赘。奶奶，六十多岁；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最大的我，九岁，最小的弟弟，一岁，二妹和三妹分别七岁和三岁。背后别人都在议论，这一家子老老小小的，没一个能干活，日子怎么过哟！
　　
　　怎么过也得过。母亲表现出一种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坚毅和成熟。田里没了积水的时候正好是秋种，母亲便和生产队社员们一起开始下地做活挣工分。那是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粮草的分配主要依据工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母亲知晓这个道理，就把家务交给奶奶做，自己一天不拉的跟着队长的哨子走，即使身子不舒服也坚持着。原先在皖南母亲不做农活的，现在是没办法，一切从头学，吃的苦比人多，受的罪比人大，几个月下来，和当初相比完全变了个人似的，憔悴了许多，也老了许多。
　　
　　其实，工分不值什么钱的。在生产队里做活男女同工不同酬，男人做一天是十分工，女人做一天只有六分工。工分值也极低，十分工一般只有三毛钱左右，年成好时多一点，年成差时少一点，多数社员家都是超支的。所谓超支就是你一年的工分值抵不了平时在生产队预支的粮草钱。超支年终决算时是要交钱的。
　　
　　我们家当然是超支，因为只有母亲一个人做工分。即使我们平时检点猪粪牛粪称给生产队折算成工分，也相差甚远。超支不要紧，没钱交却是个难题，年终的时候生产队长挨着门要，直要得一家人没了颜面。尽管母亲再三哀求，说她孤身一人带着老母和一群孩子，实在是没钱，但催要的声音是越来越大。是啊，称了稻子分了稻草要给钱是天经地义的事，队长怎么要都不为过的。何况得钱的人家还指望着分红呢。
　　
　　有了教训，生产队便谨慎起来，第二年在分粮草的时候，对我们家就扣着点，不全给。给了，他们晓得我们交不起超支款。这样一来，我们的粮食就不够吃，烧锅草就不够用。到了寒冬腊月，别人家粮齐草足准备着过年，我们家的粮草被锁在仓库里，让人望眼欲穿。粮食不够吃，就用杂粮凑合，母亲总是哄着我们一天吃两顿，哄着我们吃山芋干、喝南瓜汤。稻草不够用很是麻烦，不仅是锅灶问题，还有屋顶问题。因为是草屋，每年都得加盖新草，不加则漏水。冬季雨水多，常常是屋漏偏遇连阴雨，家里时常成了水帘洞，接漏的盆桶碗盏摆满屋子。这种时候，奶奶年老无奈，只能叹气，我们姐妹四个还小，不能完全体味缺粮缺草日子不能过的苦衷，唯有母亲压力沉重，身心憔悴顶着艰难。奶奶告诉我，母亲总是独自流泪，夜不能寐，思想着怎么搀扶着一家人度过难关。
　　
　　多少年以后，我都一直在想，母亲为什么从不在我们面前流泪？那是怕给我们幼小的心灵早早刻下痛苦和软弱的痕迹，她是在强忍着心痛让我们感觉生活的平静和未来的希望。
　　
　　这期间，总有人劝母亲改嫁，话说的也有些道理。这个年代，有劳力的人家日子都是紧巴巴的，你一个女人家，携着老带着小，都张口要吃，却不能伸手干活，日子过不下去的，不如趁着年轻重新嫁个人，免得这受不完的罪。奶奶也劝，说要不就招个人进门，那么多说合的，总有你满意的吧。
　　
　　母亲坚定地摇着头，说不。母亲对奶奶说，四个没成人的孩子和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去了谁家谁个进门都是个负担。更重要的是，不是亲骨肉没有真心的爱，我不能让孩子受别人的冷眼，再苦，只要孩子不受委屈我都能坚持。我相信，总有熬到头的那一天。
　　
　　信念和希望也许是支撑母亲顽强走下去的力量源泉。
　　
　　母亲是念过书的人，即使只念了小学，也比一般人的眼界要开阔些。所以，在村里许多孩子都不上学的情况下，母亲是坚定不移地供我们念书。只要哪个到了入学的年龄她都会自己做一个书包，送他去学校。母亲说，念书总会有好处的。虽然她不会说“知识能改变命运”这样的名言，但朴素的话语里蕴含着的就是这个道理。
　　
　　母亲不仅给我们念书，还时常教我们怎么做人。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可母亲那些年少有闲话让人说，她把名誉和尊严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大概是回老家的第三个端午节，母亲想去公社讨要点救济，于是就叮嘱我们放学早点回来，说中午有好吃的。
　　
　　那日天气有点阴，但不需要带伞，母亲就拎着个淘米篮去了公社。书记认得我母亲，因为在这之前母亲也找过他几次，是为超支没钱给年底生产队扣住粮草的事。每次都是书记给大队打招呼大队再给生产队打招呼，生产队最终才肯把稻和草称给我们。当然没全部给，依旧要扣一点，不过这已让我们很感谢书记了。
　　
　　那天书记问母亲是不是又有什么事请？母亲说，今天是端午节，家里实在拿不出钱给孩子们买点什么，插门的艾蒿都买不起，用的是山上砍的野蒿。我们大人过不过节无所谓，可孩子们眼巴巴的望着人家吃粽子，哭着要……书记说，是想要点救济吧？那你就进屋吧。那时母亲一直站在书记的房间门口。母亲不愿进屋，坚持站在门外说话。书记见状非常生气，说了一声不知好歹就甩手关起门走了。
　　
　　母亲强忍着泪水往外走，公社妇女主任起了同情心，就塞给母亲五元钱，说去食品站称点猪肉给孩子们过节吧。母亲千恩万谢，说一辈子忘不了谢主任的情。妇女主任姓谢。
　　
　　有了钱母亲也是舍不得称猪肉的，而是在食品站的一个拐上买了很廉价的猪血块，二毛钱一斤。那时猪肉是七毛三一斤，用一斤猪肉的钱能买好几斤的猪血块。我不晓得的母亲是不是这样算的账，后来她还哄我们说，猪血块和猪肉一样的有营养。
　　
　　母亲回到家已是中午，见我们很迟回来而且腿上流着血，以为我和别人打了架，就骂我不该。我没解释，二妹忍不住说是让狗咬的。母亲得知我放学带着二妹去别的村子讨粽子的时候，大发雷霆，骂我们没出息，竟然做叫花子乞讨，狠狠给了我一个耳光。我哭着说，是小弟想吃粽子，可我们家没做……为这事，母亲好一段时间不肯原谅我。
　　
　　七二年的春上，公社的谢主任找我母亲，说你这样下去不仅委屈了自己也苦了孩子，要想办法解脱。母亲说命该如此，能有什么办法？谢主任就和母亲说起祥林嫂的故事，鼓励母亲和命运抗争。那时候很重视政治运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批判战斗队经常上城下乡、走村串户汇报演出，形式多样。谢主任动员我母亲参加公社的大批判战斗队，母亲不肯，说自己年纪大了，认不了几个字，不敢抛头露面的。谢主任就反复劝说，并晓以好处。原来，谢主任是同情母亲，以这种形式帮助和关心我们。参加大批判战斗队就不用下地做工分了，因为是公社抽调，生产队按满勤记工，公社还有少许点补助。
　　
　　少了一份劳累，却多了一份麻烦。大批判战斗队是要上台讲演的，这需要事先背好稿子。母亲虽说念过几天书，却比不得年轻人，别人写好的稿子背起来总是疙疙瘩瘩，念起来很不顺溜。尤其是母亲的普通话讲不好，一说起来别人就想笑，这让母亲老是没了自信心。但一想到这份差事还是谢主任照顾的，免了下地之苦还能挣工分，还能有些补贴照顾家庭，更重要的是，生产队再也不敢扣留我们的粮草了，想想，母亲咬着牙就坚持下来。
　　
　　母亲参加大批判战斗队的事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有人抱怨生产队白白给母亲记工分，更有人议论，一个寡妇整日的在外抛头露面，伤风败俗。母亲忍了，对一切流言蜚语置之不理。母亲不是不要面子的人，她是在忍辱负重，一切以家庭为重。只要孩子们有吃有穿，只要家里平平安安，自己受点委屈又何妨呢！
　　
　　七四年的下半年，公社把下放在各地的女知识青年集中到我们村后的山上林场，母亲听说后就要求去做炊事员。可能是因为母亲在大批判战斗队的表现，也可能是这些女下放青年需要女人照顾，公社就同意了。
　　
　　林场距离我们家不远，但来回上山下山也挺麻烦的。母亲就住在山上，但一有空暇就回家，尤其是晚上，在不影响林场工作的时候料理家里的事情。记得一个夜里，母亲带着我去镇上扎猪饲料。那时候机器不多，扎猪饲料要等，我和母亲硬是等到下半夜才把饲料扎了。母亲再回林场时天都快亮了。那崎岖的山路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走的？那阴森森的林子不知道母亲怕不怕？好多年以后我只要一回到那条山路，心里依有余悸。
　　
　　林场的女青年们都很信任我母亲，凡事都会和母亲说，有事都想请母亲帮着出个主意，母亲渐渐地成了她们的依靠和保护神。久了，就得罪了一些人。
　　
　　这些女青年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别看整天口号喊得清脆，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其实也是很可怜的。打她们主意的人时常有之。那些年母亲不仅自己一直守身如玉，保持着一个女人的尊严，还嘱咐这些女青年们要洁身自好，莫做让父母牵挂的事情。对于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母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让那些人企图难以得逞。那个晚上，母亲就是想撵走一个赖在女青年房间不走的人而惹祸上身，第二天，公社换了别人做炊事员。
　　
　　母亲从林场回来正直我上高一。母亲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念书！言中之意或许我一辈子都不能完全理解。
　　
　　家里依旧的穷，可母亲坚持让我念书。村里像我这般大的孩子都下田挣工分了，母亲视若罔闻。而且二妹、三妹、小弟都在念书。奶奶年纪渐大，家务事做的少了，母亲是既忙队里又忙家里。白天做完外面的活，晚上就督促我们看书，拿着针线活，一边做着一边看着。记得那时村里已经通电，许多人家里都装了电灯，可我家仍旧用的煤油灯。装电灯要一笔初装费，母亲不想出，也出不起。我们理解母亲，每晚都是很高兴的伴着幽暗的灯火看着光明的书页。
　　
　　一个夜里我睡醒后突然想到一个作业题，忍不住就起身点灯，不想手一乱把灯罩给碰翻了，滚落地下摔碎的声音惊醒了母亲。母亲擦亮一根火柴看了看，心疼地说了我几句。我很是自责，默默地蹲在地上清捡灯罩的碎片，不想又让玻璃片扎破了手指，那一刻，我发现母亲流了泪。
　　
　　第二天，母亲把原本要等到过年才卖的一头猪送去了食品站，凑钱请人安装了电灯。母亲说，日子紧就紧点，你可以在电灯下看书做作业了……
　　
　　一九七八年，我以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荣登高考榜首，那阵儿，母亲又流泪了。不过，这是幸福的泪水。多少酸甜苦辣在那一刻，伴着母亲的脉搏，伴着母亲的希望，流向干涸的心田，流向美好的憧憬。
　　
　　然而，天不赐福，劫难未尽，命运又和我们开了一个乍暖又寒的玩笑。高考体检中，我被告知“心脏杂音”。起先我还未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待医生说，你已经上不了大学，我才如雷轰顶。怎么会是这样？母亲也不信，可事实如此，母亲眼泪顿生，瘫坐在地上久久无声。
　　
　　有好心人指点迷津，说找个熟人走走关系或许能改变体检结论。可这样的熟人这样的关系上哪去找呢？整整一个晚上母亲都在寻思着……终于，她想到了有个亲戚家的亲戚在县里面做事，于是，夜里十点多钟带着我硬是走了二十多里的小路，喊开了亲戚的门。然而，这个关系也没走成，不晓得是我的“心脏杂音”很严重，还是亲戚的“关系”不硬，总之，我那年未被大学录取。
　　
　　这次打击不亚于当年我父亲去世。多少年了，母亲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可一张体检表让我前功尽弃。母亲病倒了，躺在床上茶饭不思。奶奶急了，哭着劝说母亲不能倒下，孩子们还要照应。外面有人议论，说母亲的命狠，早年丧夫，好不容易拉扯大的孩子身体又有病，考上大学都去不了……母亲痛苦难忍，自说自问，难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母亲是坚强的，她没有因为再一次的打击而萎靡不振。在身体刚刚恢复一点元气的时候就下地干活，用乐观的生活态度影响着一家人。我跟着下地，母亲不让，就托熟人让我去学校做了一名代课教师。母亲说，利用代课的空暇好好复习，明年再考，我就不相信你真的有病！
　　
　　母亲不是不相信科学，她毕竟也是念过几天书的人。母亲是要我和命运抗争，机会总是会给有准备的人，会给坚强不屈的人。
　　
　　第二年，我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师专，尽管不甚理想，但毕竟跳出了农门。
　　
　　就在我上学的两个月后，母亲来到师专。我以为母亲是来看我的，不料母亲却是来和我商量她想改嫁的事。我很惊愕，母亲这些年都不愿改嫁，怎么现在忽然有了这个想法？我对母亲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你都没走这一步，现在我上大学了，两年之后就拿工资，我能养活一家人的。母亲说，正是因为你上大学了，我才想着走这一步。当年我不改嫁是怕你们受委屈，现在你能独立生活，而且弟妹也大了，我才想走这一步。这一大家子，如果全靠你一个人拿工资，那日子还是没个出头，我找个人，也好给你点帮衬。
　　
　　我无语，心泪流。母亲守寡十年全是为了我们，母亲想再嫁，还是为了我们。有这样的母亲，我们做子女的三生有幸！
　　
　　母亲的品行，是我们一生楷模；母亲的厚德，是我们永远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