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美国观14 |
| 作者：唐洲雁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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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于毛泽东当时的见解极为欣赏，评价甚高。特别是他看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后，在《每周评论》第36期《新刊评介》中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喜欢。”胡适之所以喜欢这个“小兄弟”，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中某些观点与他所宣传的主张有一致地方，同时也在于《湘江评论》的“内容纯仿北京的《每周评论》”，而当时《每周评论》的主编正是胡适自己。
受胡适“多研究些问题”主张的影响，毛泽东曾于1919年8、9月间设想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现代人生诸问题。他将自己的想法写成《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邓中夏征求意见。同年10月23日，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发表启示，全文刊登了这一章程。当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围绕“问题与主义”正展开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虽然并未直接参与这场争论，但从其关于“问题研究会”的设想看来，他显然更倾向于胡适。这个《章程》的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里对“问题”的解释及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与胡适所说的“现代中国应当赶紧解决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章程》第二条接着列举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包括17个教育问题（其中第十七个问题就是“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引者注）、17个女子问题、15个劳动问题、3个华工问题、8个实业问题、7个交通问题、9个财政问题、5个经济问题，此外还有60多个单列的国内国际政治、军事、科技、司法、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内容极其详备。对于研究的方法，《章程》第三条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第五条另外规定:“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无须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如孔子问题及三海峡凿隧通车问题之类。”
胡适在他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中曾经谈到：“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总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妇女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从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所列举的这些问题不难看出，这个章程显然是胡适议论的具体化。虽然，根据周世钊1966年4月20日回忆：“问题研究会只是拟划中的东西，它没有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但其中蕴涵的那种万管齐下、没有重心的社会改造的思想，已说明青年毛泽东在当时深受杜威与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再次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向胡适请教过如何在中国实施杜威倡导的教育计划等问题。此次离开北京，他为了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前往上海。5月到达上海时，适逢杜威到此讲学，江苏省教育会举行欢迎杜威讲演的大会。会议由黄炎培主持，杜威出席，毛泽东是热心听众之一。1945年，黄炎培到延安，毛泽东还主动向他提及此事。
在沪期间，受杜威演说的影响，毛泽东曾经潜心研读了杜的实用主义哲学著作。1920年6月7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自己每日自学读杜威哲学的情形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纸，只这三种。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所谓“现代三大哲学家”，便是指当时齐名的柏格森、罗素和杜威。7月7日从沪返湘后，毛泽东在9日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信中对胡适的敬重之情，不言自明。
此次回湘不久，毛泽东即联合新民学会会员，创立了文化书社。从他亲自草拟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和《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传单中，可以看到，当时文化书社推销的书籍中，便包括《杜威五大讲演》、《杜威论现代教育的趋势》、《杜威论美国民治发展》、《实验主义》以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不仅如此，1920年10月26日，杜威来长沙讲演，毛泽东还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亲身感受了这位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平民教育主义大师的高谈阔论。可以说，杜威乃是青年毛泽东第一个近距离接触的美国思想家，受他的思想影响尤为深远。
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生深刻影响以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初涉中国即风行一时，其主要原因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它特别强调有效性原则，主张以对主体的实用性作为判断标准，任何对于我们有用的思想，从工具的角度来说，都是真理。它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为目的，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它的“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气概又恰好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休戚相关。青年毛泽东自幼受到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熏陶，在求学期间便十分注意探求“大本”以致用，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实用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这些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的思想，与湖湘文化的“实学”传统颇有合拍之处，二者交融，便加速促使毛泽东“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因此，他一度醉心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很自然的。
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经过反复比较推求，毛泽东很快就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用主义思潮也迅速被他抛弃。但是，当时美国思潮中的许多合理成分却在他的思想深处积淀下来，在他的一生中长久地发生作用。1959年2月2日，他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像列宁所说那样，把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几十年过去，抚去历史的灰尘，不难看出，浪漫主义和求实精神始终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在以后面对如何处理美国问题的过程中，这种求实精神则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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