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各民主党派拥护 《 五一口号 》 (1)

　　1948年5月，在香港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发表了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宣言。
　　《华商报》报社位于香港干诺道中123号的那幢五层小楼里。它创刊于1941年4月8日。当时日军占领了中国沿海城市，香港尚未沦陷，大批爱国人士汇集于此。当时的香港报刊都受国民党和港英当局控制，没有一份左派报纸。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廖承志向中共中央建议出版了这份报纸。它的法人和出资人是香港商人世家子弟邓文钊。邓文钊虽是有钱人，但在英国留学时却信仰了马克思主义。香港沦陷后，《华商报》停刊。抗战胜利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地区党委宣传部长饶彰风找邓文钊帮忙，《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正式复刊。1947年《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华商报》就成了中共在解放区外唯一的喉舌。《华商报》1948年5月1日刊登了《五一口号》。
　　这幢楼的第五层有个总是关闭的房间，里面有个秘密电台，掌管电台的人叫杨乔。
　　5月4日下午2点，杨乔收到了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的电报。电报译出后，立刻交给了从上海来到香港、专门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潘汉年。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同志们给他起的外号叫“小开”，那是上海人对风流倜傥的资本家少爷的称呼，也可以想见他的风格。潘汉年的长相有着江南人的清秀，额头光滑，戴着金丝眼镜，衣着入时，很像个精明干练的洋行高级职员。他为人机警，善于交际，能与各种人打交道，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在日本占领上海时期，上海成了世界各国和国内各派间谍较量的地方，他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多次为中共中央及时获取重大的战略情报。
　　潘汉年读了这封信，觉得非常重要，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在具体筹划建立全国政权的问题了。而且，由毛主席出面给民主人士写信商讨重大问题，这样的信他经手的不多。他用隽秀的蝇头小楷把这封信誊写了两份，准备在拜访李济深、沈钧儒时交给他们。
　　5月4日下午4点多，潘汉年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的寓所。
　　会客厅的正中，悬挂着李济深与孙中山合影的照片，两旁挂着摘自《总理遗嘱》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曾任粤军第一师代理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1927年曾追随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战时期主政广西，响应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反对蒋介石的****政策。1948年在香港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济深63岁了，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典型的南方人长相，年轻时面皮白净，无胡须，是英俊的小生脸。现在留起了胡须，但上下唇的胡须稀稀疏疏，下巴的山羊胡子还差强人意。分头和胡子都灰白了。两只眼睛仍然圆圆的，虎虎有神。
　　“汉年先生，你这位大忙人，怎么有时间来看望我这个闲人哪？”李济深开玩笑地说。他知道，潘汉年的来访，一定跟中共刚刚发布的《五一口号》有关。
　　“任公真会说笑话，您是国内外瞩目的人物，怎么能说是闲人呢？”
　　“汉年先生过奖了，”李济深有些不好意思，“有什么事情吗？”
　　潘汉年嘴巴闭得紧紧的，眼睛却似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秘书张序。
　　李济深会意了。
　　“张秘书，汉年先生不是外人，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吧。”
　　“是。”张序退了出去。
　　“说吧，什么事？”他有些奇怪，中共的《五一口号》已经昭告天下，如果光为此而来，潘汉年似乎不必如此谨慎。也许，他的来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潘汉年的头幅度很小地向左右摆了一下，他在确证附近到底有没有人能听到。
　　“有要事相商。”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职业本能使他下意识地小声说。
　　潘汉年的神情使李济深受到感染，也警觉起来，他探着身子，往沙发的前面坐了坐。
　　“放心吧，汉年先生，这里没有外人。”他的声音也不由得小了起来。
　　潘汉年从西装里拿出一张纸，打开后交给李济深。
　　李济深知道潘汉年是中共的重要人物，早就风闻过他的经历和背景，看到他那慎重的样子，已经预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但在急急看了一下信的下款之后，还是吓了一跳。
　　“怎么，润之先生……”他完全没有想到。
　　“刚收到。”潘汉年说。
　　李济深点点头，细细地读起来。
　　中共刚刚发出《五一口号》，还没几天，毛泽东的信就送到跟前了。这样的工作效率，怎能不打胜仗！读了信，他很感动。叱咤风云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指挥着几百万大军的毛泽东，把一世枭雄蒋介石打得只有招架之功的毛泽东，在当今的中国，是如何了得的人物啊！在这封信里竟完全看不出来，他的态度是这样诚恳，语气是这样谦和。提议中共与民革、民盟联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这样谦虚的态度，平等的风范，怎能不令人感动……
　　“任公，您……怎么看？”潘汉年谨慎地征询。
　　“好哇！我完全同意润之先生的提议，咱们发表一个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联合声明。我马上给衡山先生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也省得你跑路了。”
　　“那敢情好，不过，这电话……”潘汉年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他顾虑的是这电话有没有被窃听，会不会****，会不会给李济深和沈钧儒带来危险。
　　“没关系，香港不是老蒋的地盘。再说，我们这些人早就上了黑名单了。”李济深说。
　　潘汉年一想也是，点头认可。
　　沈钧儒字衡山，浙江嘉兴人，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1932年参加宋庆龄、鲁迅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先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被当时的舆论称为“七君子爱国入狱案”。1941年创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民盟被蒋介石取缔的情况下，他冒着危险从上海来到香港，主持恢复了民盟的活动。他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一直站在进步的方面，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李济深很快就拨通了电话。
　　“衡山先生，我是任潮。中共的潘汉年先生现在在我这里，他带来了润之先生给咱俩写的信，我在电话里给你念一下啊……”李济深看着信念了起来。
　　从外面能听到电话里呱啦呱啦地说着什么。
　　“嗳嗳嗳，好好好……”李济深应答着。
　　潘汉年听着李济深的应答，判断着沈钧儒的态度。听口气，一切顺利。
　　李济深一放下电话，就转向潘汉年，“衡山先生对这封信极为重视，他表示，民盟要立即响应。”
　　“那好哇！”潘汉年高兴地说，“他有什么意见没有呢？”
　　“他建议，召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开一个关于《五一口号》的座谈会。明天上午10点，就在我这里。”
　　“好，明天我也来。”
　　1948年5月5日上午9点，在李济深寓所的客厅里，在港的十二位民主人士座谈了《五一口号》。中共代表潘汉年旁听了座谈会。
　　这十二人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钧儒，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李章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蔡廷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
　　潘汉年看了一下与会者，不由得心里暗暗高兴。虽说来的只有十二个人，却极具代表性，几乎个个都是能够代表一个方面的如雷贯耳的人物，真可以说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九个方面。这样听一次会，也就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的政治态度大体掌握了，比自己分别去跑要快得多。他在内心里感谢组织了这次座谈会的李济深和沈钧儒。
　　“今天，同志们光临寒舍，使蓬荜生辉，任潮不胜荣幸。前几天，中共发表的《五一口号》，想必大家都看到了。昨天，中共的潘汉年先生转来了润之先生给我和衡山先生的信，我给大家念一下……”
　　李济深念毛泽东信的时候，屋子里静极了。他停顿的当口，能够听到客厅里座钟咔哒咔哒的声音。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谈。今天，汉年先生也来了，大家的意见可以由他带给润之先生。我们首先欢迎他讲话！”
　　大家鼓起掌来。
　　“不讲话，不讲话，”潘汉年连连摆手，看到大家的掌声停不下来，不得不站了起来，“我受毛主席的委托来听会。只带了耳朵，没有带嘴巴……”
　　他幽默的说法在会场上引起了一片笑声。
　　“我们党对列位先生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立场，表示极大的钦佩！我希望我的在场不会妨碍各位的畅所欲言。我保证原汤原汁地转达给中共中央。”
　　最后，经过讨论，与会的十二位民主人士一致同意，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联名信。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与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合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同日，这十二位民主人士又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
　　十二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的电文，当天就交给了中共代表潘汉年。潘汉年没有想到，党中央、毛主席交办的这样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竟这么顺利。可是，潘汉年同样没有想到的是，这封电报发得可并不轻松。
　　既像是好事多磨，又像是老天爷故意为难，秘密电台的功率管烧坏了，还没有备份。香港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被切断了，潘汉年心急如焚。他知道，这份电报关系到中央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毛主席正等着呢。这一夜潘汉年都没有睡着，他在思谋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要是一般的小零件好说，到电料行买一个就是，不至于引起别人的怀疑。而这种功率管是战略物资，有货没货先不说，只要你一张嘴问，内行立刻就知道你要干什么。虽然港英当局标榜是“自由地带”，但其实对我们的地下工作监视得很紧，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这里也很嚣张……
　　第二天，潘汉年把自己化装成一个老人，戴上白发的头套，粘上白白的胡须，拄着拐棍，身体都有些佝偻了。连熟悉他的人走在对面，都认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他走了几家电料行，都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晃荡，一看他们那样子，就知道是国民党特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能问什么功率管，连摆着那些货的方向也只能用余光扫一眼。
　　“老人家，您买什么？”一个年轻的店员问。
　　“随便看看。”他含混地说。
　　就是这样，出了那家店的时候，一个特务还跟了出来。他费了好大劲，走了好几条弄堂，才甩掉了这条尾巴……
　　几乎在同一时间，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的会议室内，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还在进行。屋内烟雾弥漫，气氛有些紧张。
　　“好，粟裕，过去关山阻隔，光靠电报说不清楚。”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现在，大家坐在一起，当面锣，对面鼓，请你充分谈谈你的意见，我们洗耳恭听啊。”